文章还指出，能源领域相对集中的能源审批权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权，很容易成为想要进入或涉足能源行业的企业或个人公关的对象，导致能源领域成为权力寻租的重灾区。

　　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国企要更多参与全球竞争，要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就应遵守国际通行的反腐、企业合规规则。

　　“提振消费已成为共识”，许召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既符合政策方向，而且一旦措施到位，还能很快见到实效。要提振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是根本，提高居民收入的核心是提高劳动报酬水平，不能始终把低工资作为主要的竞争力源泉，要随着产业升级发展，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相应提高劳动报酬水平。

　　不久前，上海宣布出台《上海市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特别提到，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和节能环保等领域，鼓励其充分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向包括新赛道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

　　他进一步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我国也投入4万亿元提振经济，用于投资领域。如今消费乏力，就需要政府拿出4万亿，发放到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手中，从而刺激消费。

　　首先是在收入分化的局面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偏慢一点，增长金额相对较低，而消费的增长潜力最终由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所决定。

许儒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