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课代表哭着说不能再操了 -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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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9月17日报道称，受俄乌冲突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遏华战略理念发生转变，美国正大量囤积低成本反舰武器，以加强“印太地区”美军力量，威慑中国。按照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弹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说法，乌克兰危机促使美国在军事策略上更注重成本效益。该业内人士将这种理念称为“可负担的大规模”（affordable mass），即储备大量相对廉价、易于制造的武器，以应对“威胁”。报道称，美国已加紧测试其“快速击沉”（QUICKSINK）武器，这是一种价格低廉、可大批量生产的制导炸弹，配备了低成本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制导组件和可跟踪移动物体的导引头。上个月，美国空军在墨西哥湾使用B-2隐形轰炸机测试这种炸弹，击沉了一艘退役货船。挂载在美军战机下的GBU-31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美国空军这种制导炸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导引头则来自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据悉还在研发当中。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快速击沉”可以与成千上万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尾翼套件一起使用，这种系统可以由美国或盟国战机投掷，以低廉的价格将900公斤的“哑弹”变成制导武器。报道援引专家说法称，尽管中国在反舰导弹的数量上仍有很大优势，在“印太地区”还可以进行本土部署，但美国若提高“快速击沉”产量将缩小这一差距。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高管则称，美军印太司令部多年来一直计划囤积数以千计的“快速击沉”武器。该高管宣称，只要有足够多的“可负担的大规模”武器瞄准中国军舰，中国的舰船防御系统就会受到重击。报道称，按照设想，美军会利用远程反舰导弹或“标准-6”（SM- 6）舰载防空导弹打击中国军舰和雷达，然后用“快速击沉”等便宜武器加以轰炸。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日结束的“环太平洋2024”演习中，美军也将“击沉”演习作为重头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时称，美军在这次演习中所展示出的强大对舰攻击力是向中国释放的明显信号。不过，有中国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军大肆吹嘘的“快速击沉”战术，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卫星制导炸弹上进行了改装，自身没有动力装置，只能滑翔飞行，不但机动能力有限，而且没有隐形能力，很容易被现代化的舰队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从性能上看，这种改装版制导炸弹的突防能力远不如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唯一值得一提的优点就在于便宜。此前，美国空军也曾规划用B-1B轰炸机携带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攻击对手渡海舰队，但五角大楼后续发现，美军库存的远程反舰导弹数量远远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因此用B-2投放改装版GBU-31制导炸弹，只能算上述计划的缩水版本，是美军在先进反舰导弹产能不足情况下的应急举措。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美国拟援乌隐形巡航导弹 美军先急了：中美冲突怎么办是继续支持乌克兰获得对抗俄罗斯的关键装备，还是全力保证美军为“大国竞争”时代而准备的武器库存？这成为了摆在五角大楼面前的两难选择。图为美媒报道截图路透社3日透露，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接近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向乌方提供射程深入俄罗斯境内的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这种隐形巡航导弹也是当前美国所能提供的最强大远程武器之一，但问题在于，这也是美军为“中美冲突”而准备的最重要武器之一，由于库存有限，当前美军正在拼命生产并努力囤积……其实熟悉美军动态的网友们对于JASSM导弹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它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美军新一代空射巡航导弹，目前已有多种型号，包括早期的AGM-158A（射程约370公里），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ER，射程约900公里），以及反舰型号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LRASM）。它们主要用来从对手的防空区外远距离精确打击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最大特征是高度隐形化和智能化，能够根据各平台获得的战场情报自主规划飞行轨迹，躲避对手的防空拦截。对于乌克兰来说，美国愿意提供JASSM导弹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当前乌克兰想要突袭俄罗斯纵深地区，仅能依靠远程自杀无人机或者用少量的苏-24战斗轰炸机发射英国和法国提供的“风暴阴影”/SCALP-EG空射巡航导弹。但前者的威力非常有限，而且突防能力堪忧；后者的性能不错，曾给俄黑海舰队造成惨重损失，但英法能够提供的导弹数量实在有限——英国和法国总共也就生产了数百枚，远远无法满足俄乌冲突的战争消耗。投掷JASSM导弹的F-16战斗机（资料图）而JASSM导弹可以由F-16战斗机携带，其射程比乌克兰现有的大多数同类导弹都要远，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将军队的集结地和补给站推后数百公里。这将严重削弱俄罗斯维持进攻行动的能力，并可能为乌克兰提供战略优势。如果从乌克兰与俄罗斯北部边境附近的地点发射这款导弹，可以打击远至俄罗斯沃罗涅日和布良斯克的军事设施；如果在南部前线附近发射这款导弹，则可以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同时五角大楼的相关报告显示，五角大楼此前已采购了超过2000枚AGM-158A，如果算上其增程型和衍生型号，美军计划装备超过1.2万枚该系列导弹。这也意味着乌克兰空军理论上将有充足的远程精确弹药储备。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JASSM导弹，意味着美国有意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问题上再度松绑。目前美国政府尚未允许乌克兰使用先进的防区外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即使是“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等不太先进的武器，也只被批准乌军从本国境内“越境反击”。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日警告称，“美方已经越过他们为自己设的界限”。落入俄军手中的“风暴阴影”导弹残骸（资料图）但乌克兰高兴了，美军的担忧跟着就上来了。首先是乌军在使用JASSM导弹空袭俄罗斯境内目标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导弹残骸甚至完整导弹落入俄军手中的情况，俄罗斯将有机会仔细研究这种美军主力巡航导弹的性能和特征——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多枚“风暴阴影”导弹残骸就是这么落入俄军手里的。“动力”网站担心，一旦JASSM导弹的性能被对手摸透，将破坏美军使用该导弹应对“大国竞争”的准备工作。最麻烦的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智库设想的未来中美冲突中，JASSM是“绝对关键的防区外打击武器”。例如美国空军曾吹嘘，只要5架B-1B轰炸机挂载180枚LRASM导弹向中国航母编队发动攻击，“即使中国舰队成功击落了95%的导弹，剩余的9枚导弹也能将航母变成燃烧的残骸”。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与中俄等同级别对手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库存的约6500枚JASSM系列远程导弹，最多在8.5天内就会消耗殆尽但美国空军智库米歇尔航天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与中俄等同级别对手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库存的约6500枚JASSM系列远程导弹，“最多在8.5天内就会消耗殆尽”。为解决这个困境，美军不但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式加速该导弹的生产，而且还严格限制相关使用，以尽快增加相关库存。因此“动力”网站非常担心，如果美军向乌克兰提供太多JASSM导弹，如果爆发大规模中美冲突，美军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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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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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中秋小长假前一周多时间里（9月9日—17日），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国务院任免工作人员，外交部班子、重庆市都迎来新任领导成员。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两名中央委员、省委原书记同日履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景俊海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两人均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韩俊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曾任安徽省委书记 资料图据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此前，韩俊已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履新农业农村部之前，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出生于1963年12月，山东高青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20年11月，韩俊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21年1月当选为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他出任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景俊海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新华社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任命景俊海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此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据新华社6月28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黄强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景俊海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12月，陕西白水人。他曾担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08年1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2018年1月，景俊海任吉林省省长，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书记，至此番调整。景俊海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社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曾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长期任职于国家卫健委，担任过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等职。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李斌2010年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马震任重庆市领导据重庆日报消息，9月10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分别前往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领导刘尚进、但彦铮、马震参加。上述消息显示，马震已任重庆市领导。公开资料显示，马震长期在中央编办工作，历任中央编办一司副司长、中央编办一局局长等职，2023年出任中央编办副主任。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多次调整。据《重庆日报》8月26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商奎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随后公开报道显示，商奎已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此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的卢红，已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7月19日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尚进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机关党建“工委领导”一栏最新信息显示，刘尚进现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此前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陈新武，已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国庆卸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据新华社消息，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其中，免去陈国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最高检网站显示，此次调整前，陈国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十四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公开信息显示，陈国庆，男，汉族，1963年10月生，山西和顺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处长，法律专题研究处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厅级），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公诉厅厅长，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等职务。2018年6月22日，陈国庆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者｜上官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