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冰洋认为，指导意见仅是“指导”，并非严格要求省级政府照此行事，因为各个省份情况差异较大。“从财政支出责任来看，下移是整体趋势，这也是导致一些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省级政府在财权安排上会统筹考虑调动地方积极性与风险分担问题，表现为财权下放或集中这样截然不同的取向。比如针对一些收入波动较大的税种，省级政府会将该税种收入上收，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划拨地方，等于省级政府承担了财政收入波动的风险，更好地保障地方财力。”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援引最新数据报道称，澳大利亚3月对华出口飙升至近两年来高位，达到约19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89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但低于2021年6月的217.6亿澳元历史峰值。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块和铁矿粉出口量分别较前月增长24.3%和17.7%；对华动力煤出货量较2月激增125%。此外，就另一项大宗商品——大麦的对华恢复出口，双方也在积极协商中。中国商务部决定自今年4月15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所适用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进行复审。同样在4月，澳大利亚宣布暂停对中国向澳大麦征收“双反”关税一事向WTO提出的上诉。澳出口商对法瑞尔访华充满期待。南澳州龙虾捕捞协会负责人图马佐斯接受ABC采访时表示，2020年以前，南澳州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龙虾有1800吨，中国市场占总出口量的90%，但澳中关系恶化后，销售额大幅下滑。图马佐斯坦言，即使协会努力开发新市场并扩大澳国内销售，但至今只恢复不到50%的销售量。他表示，澳龙虾捕捞业者和出口商密切关注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期待法瑞尔能够从中国带回好消息。《环球时报》记者5月初在西澳州首府珀斯访问期间在当地超市看到，龙虾每公斤售价跌至29澳元，与2020年前每公斤至少80澳元的价格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澳葡萄酒行业在过去3年受到的打击更大。不少出口商遗憾地表示，一度占据中国葡萄酒进口份额第一名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在2020年后对华出口几乎为零。

　　从城镇非私营单位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3.3万元、9.0万元、10.1万元和9.0万元，分别增长7.1%、5.8%、6.1%和7.6%。以东部为1，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平均工资之比为1：0.68：0.76：0.68，2021年为1：0.69：0.77：0.67，东部与东北地区差距缩小0.01，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座高度外向型的城市，除了工业，苏州外贸也陷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苏州进出口下降15.4%，也成为拖累GDP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今年中央财政预算，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00625亿元，相比去年执行数增长3.6%，首次突破10万亿元关口。近十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不断攀升，从2013年不足5万亿元上涨至逾10万亿元。

　　公开信息显示，陈奕君出生于1967年3月，浙江宁波人，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陈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