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3.0.3 -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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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9月19日上午9时31分，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接警称：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2栋13楼有3人坠楼死亡。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初步查明，受害人刘某杰，女，58岁，湖南涟源人，居住城南西路1号2栋13XX房。犯罪嫌疑人江某辉，男，31岁，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平江县天浩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法人、股东，2019年到2022年在外省从事家具生意，期间多次往返澳门赌博，欠债12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江某，男，35岁，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经调阅监控录像、询问目击证人等，初步查明，9月18日下午14时57分，犯罪嫌疑人江某辉、江某进入城南西路1号小区踩点。19日凌晨0时27分，江某辉、江某离开小区，到小区对面酒店顶楼楼梯间过夜。6时49分、7时07分，江某辉、江某先后进入城南西路1号2栋，在13楼楼梯间蹲守。在刘某杰离家开门时，江某辉、江某2人持刀将其劫持进入房间。周边视频显示，9时12分，刘某杰与江某从阳台上同时坠楼（阳台上有搏斗痕迹)。9时17分，江某辉将两个窗帘打结并绑在阳台中间的窗框处，企图通过窗帘下滑至12楼逃离现场时坠楼身亡。经现场勘查，刘某杰家中家具、衣物被大面积翻动，在13楼楼梯间发现犯罪嫌疑人遗留的2个黑色双肩背包，在背包中发现带挂钩的彩色尼龙绳1条（约3米）、橡胶手套、钳子等作案工具。经调查，未发现刘某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总台记者傅蕾 郭进）图为警情通报早前报道消息称，湖南财政厅长被绑着扔下楼，图为湖南财政厅大楼 资料图9月19日上午，网传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当天下午，奔流新闻记者采访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称不清楚，没有见到刘厅长上班。多个社交平台流传的截图显示，“上午，湖南在任的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两个人绑着，从窗户上面扔下去。当场死亡，这两个人也自杀了。"奔流新闻记者查阅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官网，显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与网传信息一致。19日下午，奔流新闻记者就网传消息采访了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接线人员称不清楚，也没看到、听到相关的信息。记者问刘厅长今天是否上班时，其称“没有看见。”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问及辖区湖南省财政厅负责人意外身亡一事，工作人员称不清楚、不知道。澎湃新闻消息，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共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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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终于官宣恋情了，虽然有些敷衍，也并未官宣结婚当爸的好消息，但网友还是一片祝福。毕竟女方虽然不是Angelababy那样的大明星，但网传条件也十分优越：长相漂亮、身材火辣、财力过人，还比黄晓明小了足足16岁。黄晓明和叶珂叶珂虽然产业不明，但中秋节当天曾晒出一张驾车的照片，眼尖的网友认出叶珂的座驾是劳斯莱斯幻影。这辆车是叶珂2021年2月份定制的，当时她还未和黄晓明在一起，所以是她自己买的。这些年叶珂也常晒出在劳斯莱斯内的照片，名媛范儿十足。叶珂座里拿着鲜花另外网友还爆料叶珂住在上海东方明珠附近的小区，和黄晓明是邻居。很多人觉得叶珂和黄晓明在一起是高攀了，可事实上女方无论外形还是财力都不输黄晓明，甚至网传叶珂还比黄晓明小16岁，且拥有一份十分光鲜的履历，是一位高知美女。据网传资料，叶珂1992年出生，她在深圳出生、长大，又就读于深圳大学；大三参加主持人选拔赛，以冠军身份进入深圳广电集团，是一名标准的“深二代”。而黄晓明是1977年出生，若按资料来说，两人确实有着16岁的年龄差。叶珂个人资料不过有网友透露叶珂其实是85年出生，在另一份资料中显示叶珂的出生年月是1985年8月25日，她在2010年参加过湖南台星姐选举比赛并进入直通区50强。叶珂过往经历这个说法其实也有一些佐证，叶珂和黄晓明一样都曾有过一段婚姻，前夫也是一位富二代，两人还育有两个孩子。2018年，叶珂还曾公开秀恩爱，当时她和前夫已经在一起8年了。算下时间，两人2010年就已经在一起了。如果叶柯是1992年出生的话，那意味着她18岁就和前夫在一起了，也是同一年参加了湖南台星姐比赛，然后再去读大学，还成为“深大校花”，这个可能性显然不大。叶珂微博截图所以网友觉得叶珂是85年出生的可能性更大，她25岁和前夫在一起，当时已经大学毕业了，这才开始参加选美，也在同一年认识了富二代老公。另外关于叶珂是土生土长的“深二代”，网友也提出了质疑，知情人士透露叶珂其实是珠海人。还有人透露叶珂的祖籍是江西，她是在珠海读书时认识了前夫，这才摇身一变成了珠海人，之后定居深圳拿了深圳户口。网友称叶珂是珠海人另外叶珂还被质疑整容，网友扒出她不同时期的照片，发现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叶珂和闺蜜合影，看上去也是让人傻傻分不清。叶珂和姐妹合拍当然这些并未有实质性的证据，即便是真的其实也无伤大雅。毕竟叶珂的美貌和财富确实不假，她名下有多家公司，事业涵盖美容、影视等多个领域，显然是不差钱的。而且叶珂经常直播，回答网友的问题也很真诚，常常被赞情商高。虽说黄晓明官宣后娱乐圈无人祝福，但两人在一起多年，相信一定是真爱，祝福两人长长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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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