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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蚪视频官网|「ふうむ」と僕は言った。

2024-09-23 00: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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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卫红 

  日前,知名房企中国奥园披露公告,宣布引入Multi Gold Group Limited为公司战略投资方及单一最大股东,其唯一董事兼最终实益拥有人Alobeidli将进入董事局并获任为董事局主席。

  截至9月20日收盘,中国奥园报0.119港元/股,上涨3.48%,最新市值4.49亿港元。

  公司控股股东易主

  根据公告,中国奥园主要股东Ace Rise Profits Limited Rise Profits Limited(简称“Ace Rise”)9月20日与Multi Gold Group Limited(简称“Multi Gold”)签订协议,同意转让约6.2亿股中国奥园普通股予Multi Gold。

  图片来源:公司公告

  公告称,转让事项完成后,Ace Rise及Multi Gold将分别拥有中国奥园约5.02亿股及约6.2亿股股份的权益,分别占中国奥园于本公告日期全部已发行股本的约13.31%及16.48%。中国奥园创始人郭梓文持有公司股份将降至约6.18亿股,占中国奥园全部已发行股本约16.38%。Multi Gold将成为公司单一最大股东,郭梓文将不再担任公司控股股东。

  据公开资料,Multi Gold是阿联酋的专业投资机构,专注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项目投资,整体的投资风格偏重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感。中国奥园公告称,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营运及财务表现造成任何不利影响。Multi Gold战略进驻后,将加强及改善集团管理层工作,并确保其管理团队稳定,为公司后续战略发展和日常运营提供全方面支持。

  创始人不再担任董事会主席

  中国奥园表示,董事会认为Multi Gold很有可能与公司就现有或未来业务建立重要战略合作关系,因此将Multi Gold确认为战略投资者。引入Multi Gold作为战略投资者后,自9月20日起,郭梓文已由公司执行董事调任为非执行董事,并不再担任董事会主席、公司提名委员会主席及上市规则第3.05条项下的公司授权代表。公告还称,郭梓文将继续就公司的发展策略提供指导。

  与此同时,Alobeidli获委任为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根据公告,Multi Gold的唯一董事兼最终实益拥有人为Alobeidli。Alobeidli在多个领域拥有逾20年的经验,其中包括科技、房地产及战略咨询领域。自2023年以来,Alobeidli担任Magnuvest Investment的总经理,该公司已参与阿联酋多个房地产项目。2001年至2015年期间及2015年至2023年期间,Alobeidli分别担任M5 Telecom及M5 Consultancy的行政总裁。

  仍面临不小债务压力

  中国奥园成立于1996年,是知名粤系房企,2007年在香港上市。2019年,公司销售额突破千亿元,2020年进一步增长至1330亿元。随着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近年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9月20日,中国奥园披露2024年中期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股东应占溢利约为人民币223.12亿元。公告表示,上半年扭亏转盈主要由于公司完成境外债务重组录得收益所致。自2021年以来,中国奥园一直在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今年3月21日,公司境外债务重组方案正式生效落地。

  报告期内,中国奥园实现营业额约47.34亿元,同比减少56.7%。上半年,公司销售物业收入约为39.94亿元,同比减少56.9%。据中指研究院数据,今年前8月,中国奥园实现全口径销售额63亿元,同比减少33%。

  虽然短期流动性压力缓解,但中国奥园未来仍面临不小债务压力。截至今年6月末,包括借款、优先票据及债券等在内的有息债务,中国奥园债务总额累计达762.05亿元,其中约534亿元将于一年内到期。截至6月底,公司现金及银行存款约为16亿元。

责任编辑: 杨红卜

李宗芸(记者 黄允强)09月23日,【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宗芸(记者 连克欢)09月23日,�

▲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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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爷的和离妻 卷一》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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