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善网格化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网格化管理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以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为依托的一种管理方式，是基层治理平台的重要制度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

　　强化党建引领，建强网格战斗堡垒。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在基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完善网格化管理，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领域全方面全环节；全面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线上线下高效联动的组织架构，建立统一的党建网格，将基层各类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网格党组织管理，保证每个网格都有党的组织，每名党员都在网格内，让老百姓深切体会到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

　　强化制度保障，规范网格有序运行。网格化管理在权力下沉、资源整合、清晰化治理、精准化服务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完善网格化管理，要健全职责分工制度，必须明确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权责范围，对基层网格及网格员的职责进行细化，合理设定网格化运行中的事件处置的程序、时限、流程和责任归属，界定各管理部门在网格化管理中的职责和地位，以减少职责不清、职能重叠的现象，消除管理空白；完善监督考核制度，采取全过程的监督反馈机制，并辅之以配套的绩效考核机制，把网格内具体的人和组织以及各项制度安排的执行效果都纳入考核体系，综合评价网格运行的成效，及时发现网格运行过程中浮现的问题和短板；健全资源整合制度，破除“一事一网”、重复建设和治理低效的问题，努力实现“一张网格托底、一个平台调度、一套体系保障”，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凝聚治理力量。

　　强化队伍建设，形成网格群雁效应。完善网格化管理，核心是“格中有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强基层党组织，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因此，要选好基层“领头雁”，严格政治标准，选拔政治强、业务精、懂治理、有魄力、敢担当的党员担任网格党组织书记，并明确其原则上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中的党员社工担任，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和组织功能；探索建设以“专职网格员为主，兼职网格员为辅”的网格专业化工作队伍，建立面向基层网格管理员的导师传帮带模式，设立网格员的专业培养工作室，通过开展网格员队伍的全体轮训、举办社区优秀网格员论坛等形式，形成系统化培养体系，提升网格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并建立激励机制，强化担当作为，努力建成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网格队伍，形成基层网格管理员“雁阵”，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

　　2.完善精细化服务，提高治理效率

　　精细化服务以科学、理性、精准为基本特征，按照精益、精确、细致、严格的原则，通过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实现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具体化、人性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精细化是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

　　树立精细化理念，加强顶层设计。面对日趋复杂的新变化，基层治理精细化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完善精细化服务，需运用系统思维，将社会领域的公共事务和服务项目加以分层分类甄别，将同一类别同一属种事务进行归纳，实施分层分类治理制度，整合基层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治理效率；坚持问题导向，统一基层公共服务的需求评估标准和工具，动态开展基础数据摸底调查，精准化掌握基层群众的基本信息和个性化需求，以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服务供给的目标；树立规范意识，逐步构建从横向到纵向、从起点到终点可量化执行的工作准则和制度规范，将社会治理做小做细做精，以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精细化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智慧建设，要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结合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建立规范统一、互联互通的基层服务信息平台，构建双向的供需信息对接。

　　突出精细化导向，满足多样需求。当前，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基层治理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绣花”的耐心细心了解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完善精细化服务，必须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力量下沉，推进审批权限和公共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坚持“四下基层”，形成“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使社区成为多种便民服务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的平台，有效满足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要，及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高新基建向社区延伸下沉水平，加强数据引领，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合、比对和分析，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进行需求动态监测，挖掘数据信息，找寻背后所蕴含的治理需求，进而为基础网格提供充分资料，实现对基层问题接诉即应、智能分拨、精准派单、闭环督导的治理全流程，赋能精准的供给服务，促进基层治理在高效化、实效化中实现精细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坚持精细化管理，推进协同共治。基层事务日益复杂多样，考验着基层治理的及时性、精准性和柔韧性。完善精细化服务，必须构建多主体共同协商、合作治理、群策群力的规则体系，凝聚基层治理的多元主体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此，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定位，通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梳理政府职能边界，运用目标责任制界定政府责任范围，实现管理的精细化与政府效能提升的互动耦合；走好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包括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公众等在内的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统筹社会各种资源支持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有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助力形成上下互动、和谐共生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朝着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方向发展，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整体现代化。

　　3.完善信息化支撑，让人人共享数字红利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建好基层信息平台，发挥智慧大脑作用。打造服务全域治理的信息平台可以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信息化支撑，需加大对基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其中包括智能终端这类硬件设备，也包括网络通信这类软件设施，以筑牢数字化底座；善于把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起来，打造基于数据驱动的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和现代化新型治理模式，打造全要素基层治理“最强大脑”，为基层全域网格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与要素保障；统筹建设社会综合治理平台等智慧系统，利用数字技术延长治理链条、整合末端管理力量，将基层社区的智慧信息治理平台和居民普遍使用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结合起来，以整合多层级信息，推动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间的数字化协作创新。

　　实现基层信息共享，发挥大数据作用。实现信息资源的流通共享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完善信息化支撑，要推动基础大数据信息库的建设，全面关联街社数据，促进各网格基本情况“一屏可知”，建立数据获取、传递、分析、存储、使用等全周期的管理制度，完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实现数据按需、有序、共享使用；理顺基层行政链条，协调条与块的步伐，处理好从横向到纵向各条块间的事权、职责和利益等方面的关系，推动各条块部门协同合作，及时公开和共享信息，进而打通数字服务的神经末梢，破除“信息壁垒”，打破“数据孤岛”；精准对接端口，将线上数字信息转化为线下治理信号，赋能网格管理者的即时处理，减少层级传递，及时回应治理需求，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规范基层信息管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基层治理数据安全使用是完善信息化支撑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完善信息化支撑，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建立健全大数据采集、使用、存储、审查、开放和安全管理规范化制度，加大对数据管理不规范、滥用数据、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的监督管理，以更好地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同时，注重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推动文化与技术的融合，运用数字化渠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使群众感受到数字治理 的“温度”，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环境，推进信息安全监管高效化。(光明日报)

黄人裕（记者 许儒吟）09月21日,【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对美英等乌克兰西方盟友发出“最强硬”警告，称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等同于“与俄罗斯开战”。 当地时间13日，塔斯社援引“俄罗斯24”新闻频道报道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透露，在普京发出警告后，有几名美国前官员打电话给他，询问普京表态背后的真正含义。 “普京昨天的声明被细细斟酌。我接到了几名（美国）前官员的电话，他们问我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安东诺夫没有具体提到打电话的美方人士是谁，他补充说，“我只是简单回答道：‘同事们，不要玩火’。”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视觉中国 安东诺夫重申，如果欧洲发生核冲突，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我们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核战争不会有赢家，但美国似乎存在着某种幻想，觉得如果发生核冲突，不会影响到美国本土。我一直试图向他们传达一个观点，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每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在说，没必要玩弄这种话术。” 安东诺夫还表示，美国至今还没有做好和俄罗斯进行认真谈判以解决问题的准备，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会改变俄美关系的消极背景和不利局面。 “美国人想要什么？想要续签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接着说，“但这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伸出手做出握手的姿势，但他背在身后的另一只手却握着把匕首，随时准备攻击他的伙伴。” “我们现在应该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在全球南方的伙伴，虽然速度没那么快，但逐步朝着建立多级国际关系体系的方向前进。”安东诺夫总结道。 对于英美近日持续炒作将批准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普京12日对俄媒表示，西方有人在“偷换概念”，问题的本质并非武器限制是否解禁，而是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俄方将被迫做出“适当回应”。 普京的这番话，被路透社称为其在西方国家升级援乌问题上发表的“最强硬表态”。 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RT报道截图 综合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普京的声明毋庸置疑已经传达给了接收者。他强调，这份声明“非常重要、非常明确、毫不含糊”，不应存在任何双重解读。 同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对此回应称，普京的声明与此前的俄方表态区别不大，但美国仍会严肃对待。 柯比还补充道，拜登政府对是否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远程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他称，美英周五举行的元首会晤不会改变美方在这一方面的政策，会后两国预计也不会对此发布任何声明。 “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国）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他说。 俄方警告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面。早前报道曾称，两名领导人将就是否允许乌克兰向俄境内发射西方远程导弹系统展开讨论。 不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3日报道，会后两国没有对这项议题做出任何决定。被问及是否说服拜登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 “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时，斯塔默顾左右而言他，“与拜登的白宫会晤是一次讨论乌克兰战略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步骤或策略。” 在媒体不断追问下，斯塔默透露，双方在乌克兰、中东和印太地区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讨论，预计有关问题会在几天后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也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德国对乌克兰供应武器的规模仅次于美国。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贝斯特雷特当天也重申，柏林方面对这一立场没有补充说明，美英正在讨论的武器射程已经超过了德国所提供的武器。他还表示，柏林不会评估普京发出的最新警告，但认为有必要考虑他的言论。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黄人裕（记者 曹雅惠）09月21日,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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