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万维（记者 吴进淑）09月22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贲万维（记者 钱佩芸）09月22日,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

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