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我的妹妹做实验v3.0无病毒

《医品毒妃：王爷狠狠宠》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病态式宠溺》

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父母，日前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目前正面临处理延期。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2024年9月16日，朱令的清华校友即华霖救助基金发起人张黎利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朱令父母再次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再延期处理监督申请》称，2024年8月26日，二老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话，被告知此申请属于信访事项，是按照最高检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进行的延期，延长办理的期限应为三个月，但还有可能因为案件复杂再次延期。文章表示，对于这一电话通知两位老人极为失望，因此在律师的帮助下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意见，并在9月5日将法律意见书寄送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并确认信件已送达。不过，截止至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午仍未收到任何关于此意见书的答复。两位老人表示，他们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快九十了，不知这样的等待还能坚持多久。此前在2024年的4月15日，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该《侦查监督申请》递交后，朱令父母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其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关于《侦查监督申请》的具体内容，界面新闻注意到，其“朱令我们在一起”微信公众号提到，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包括“结办”案件违法；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同时，《侦查监督申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侦查监督申请》表示，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侦查中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且案件在国内外影响重大，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及权威。关于案件最新进展，9月19日下午，代理该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界面新闻，因当事人父母和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已不再代理该案。不过此前李春光曾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发生肚子疼、吃不下饭，以及头发脱落、入院未愈等现象。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昏迷长达5个月，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等情况。当时因互联网还未普及，朱令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最终锁定了是铊中毒，但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已对朱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始终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23年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的前夕，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在朱令生日当天，其父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个案件已经放下了，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当年的案件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同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图为朱令旧照关于该案，此前在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曾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网络流传的相关文件显示，侦查机关结办此案的原因是“直接证据不足，继续侦查难度大”。实际上，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仍无法侦破案件。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李春光律师曾表示，严格意义上，北京警方所用的“结办案件”一词并非“法言法语”，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要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要么“撤销案件”。能够理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结办此案”意思就是“此案办理终结”，即“朱令案”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已经被侦查机关划上句号。李春光指出，侦查机关于1995年对朱令案刑事立案，标志着朱令案经审查后正式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刑事立案实际上也确认了朱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系他人犯罪行为导致，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2013年北京警方曾通报称，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李春光表示，根据该通报可以确定，就朱令案，侦查机关没有锁定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朱令案并未达到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侦查机关显然也就不能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方式“结办此案”。同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延伸阅读朱令案嫌疑人孙某近况披露 超4万人请愿把她驱逐出澳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日前，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了曾与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报道称，孙某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的一个小镇上，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全球最大在线请愿平台上签署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将孙某驱逐出境。投毒案调查无果南都此前报道，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末开始她突发怪病，1995年4月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随后，各方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警方曾立案调查，但至今无果。图为朱令早前的照片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北京警方曾对孙某展开调查，但由于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相关场所无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投毒，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13年南都记者曾连续报道此事，帮助救助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透露，有一名黑客曾入侵孙某和其他同学的邮箱，获得孙某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南都记者曾采访到该黑客。他称，“我希望推动调查重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希望”。2023年12月22日，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长期照料的朱令离世。她的离世再度引发公众对“铊中毒”案的关注。朱令案后续引澳洲媒体关注1月18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深陷中国投毒案件的投资人在澳洲海滨小镇》的报道，披露曾与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据报道，孙某和丈夫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利亚姆·门德斯也公开了孙某和丈夫的多张近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6日一位署名为“为了正义”（For Justice）的网友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请愿平台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调查孙某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居留权时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并要求将孙某驱逐出境。请愿书列出的呈送人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贾尔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请愿希望三位官员能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22日，这份请愿书已有超过4万人连署，请愿还呼吁孙某应回到中国接受调查。南都记者连续数周多次就上述事件致电并致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截至目前未有确切回应。此外，南都记者还注意到孙某并非首次被大众请愿驱逐，早在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某，并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接受调查，当时有超过1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朱令案嫌疑人孙维疑改名后住在澳大利亚 过着休闲生活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五（1月1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整版文章，称澳洲海滨小镇上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被指控是三十年来令中国数百万人深感震惊的神秘致命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在头版导读。《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导读报道孙维文章披露，孙维已改名为孙释颜，不过当地人更熟知她的英文名Jasmine Sun，现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除了投资房产交易获利，还开了一家民宿。【朱令案回顾】朱令是清华1992年级化学系学生，1994年11月因铊中毒，身体出现异常。经诊断，朱令曾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过致死量，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智力退化至7岁，往后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因怀疑朱令遭人蓄意投毒，清华大学1995年5月向公安局报案。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曾被警方列入调查对象。但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朱令宿舍物品被破坏，证据缺失，导致调查陷入僵局。孙维此前表示自己已被洗脱嫌疑，对投毒事件一无所知，也并未参与。【孙维现状】据报道，孙释颜和丈夫谢飞宇在史蒂芬斯港小镇建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投资组合。孙维以211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奎克斯山（Quakers Hill）的三处房产，于2021年出售，获利147万美元。这成为了证明孙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首要证据。2015年，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Booral又购得一个大型农场，最终于2017年在尼尔森湾（Nelson Bay）定居。孙维和丈夫谢飞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现在，这对夫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包括一处度假民宿和另一处新装修的待售房产。在民宿介绍中，他们表示喜欢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地区的海滩游泳、划皮艇和休闲游玩，也享受骑自行车去鱼市场购买新鲜牡蛎，同时在码头上欣赏鹈鹕。孙维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数次采访请求，她的丈夫谢先生表示，"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但我们还没准备好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谢先生还表示，他妻子的详细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商业和财产记录，已经被试图解决朱令中毒事件的中国业余侦探在网上曝光。他们将矛头指向与孙维有私人和商业往来的个人，敦促他们不要与孙维交往，试图迫使她返回中国。"我想保护她，正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当得知朱令家人有很多疑问时）当然，那你们就去写他们说的故事好了。"他补充说，“我们得保护我们自己。”【朱令之死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病理学家泰德-麦克阿瑟博士（Ted Macarthur）曾出具法医证明，敦促对朱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含有剧毒铊，这是一种用于昆虫毒药和灭鼠药的重金属。该医生已于2010年去世。朱令案曾在2013年再次引发关注，当时孙维被发现在美国生活，超过15万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敦促奥巴马政府在孙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驱逐出境。数百万人在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上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案子至今未破。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年仅50岁，据信这是铊中毒的后遗症。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称“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她的父母现已80多岁，要求对30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此案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朱令父母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代表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们将会怀念女儿的笑声、乐观和对生的渴望。他们说正义或许不会到来，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真相永远胜于一切......不要给朱令的家人、同学、所有受到朱令生活影响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该基金会代表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回到中国。"唐女士是一名中英文口译员和教师，她是"正义之声"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孙维驱逐出境。"我们要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不是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的避风港。“唐女士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朱令案（据称）的凶手享受着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包括生日聚会和买卖房产，而朱令本人则在年迈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与中毒后遗症——失声、危及生命的感染和器官衰退——作斗争。"虽然朱令的认知能力与儿童无异，但她的头发却见证了那些邪恶的罪行。"目前，已有37000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孙维遣返回中国，接受有关朱令中毒事件的质询。请愿书的提交对象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 (Andrew Giles)和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1号霸宠：总裁老公，超给力！》

“一跳成名天下知”，如果用来形容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的国民关注度绝不为过。作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三金王”，她的家乡广东省湛江市迈合村，也站上了风口，全红婵家如今已成为迈合村的打卡“景点”。全红婵家门口的大海报。近日，全红婵回村看望家人，却被各种围观打扰，相关视频出现在各社交平台。视频显示，人群在全红婵家门口长久不散，有的飞无人机航拍、有人架起手机直播、拍照，呼唤全红婵出来和大家打招呼，甚至有旅行社推出“全红婵老家一日游”项目。9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场看到，全红婵家门口已设置围栏，并有“禁止直播、禁止无人机航拍、保持安静、不许大声喧哗”的警示牌。围观的人群里有带孩子来打卡的家长，甚至游学团，还有从各地来的游客。他们或是粉丝，或是单纯地为了发个“冠军朋友圈”，也有不少人是为了给自己的账号引流。面对长时间的围观，全红婵的父亲非常无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谁在围观全红婵迈合村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从湛江西站行驶约三公里，便可到达迈合村村口。与沿途其他村不同，迈合村村口立着带有奥运五环标识的村牌，以及全红婵在巴黎奥运会夺冠的海报立牌，前来拍照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据村民介绍，五环村牌自全红婵几年前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便有了。9月14日晚上10点，一位刚抵达迈合村的家长，在得知时间太晚不建议再进村的消息后，还是让孩子站在立牌前合影，“多难得的机会，以后都可以写进作文里。”9月14日是全红婵回家的第三天，前来围观的人热情不减，晚上7点开始，他们就高举着手机对着全红婵房间，期待她当日的首次露面。全红婵和爷爷向围观者打招呼。图/赵雨萌摄“哇全红婵！婵宝！下来下来！”全红婵抱着亲戚家的小孩走进二楼一间房，随后全红婵和妹妹走出一楼，欢呼声再次响起，人们目光紧随，蜂拥向前，生怕错过最清晰的镜头。当她进入一楼的房间后，人群中一个颇有经验的围观者说，“可以走了，她要食饭啦。”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50多岁的粉丝，手捧一束玫瑰花，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当得知不能亲手把花递给全红婵，她惋惜不已，“好喜欢她，比赛都有看，就想过来看下冠军的真人”。另一位湛江本地的母亲姜钰，趁着中秋假期，带着两个孩子来见他们的偶像。当全红婵从房间出来一闪而过，孩子们激动不已，“妈妈我看到婵宝了！”姜钰说，“看一下就好了，不要去影响人家”。奥运会比赛孩子们场场不落，受全红婵的鼓舞，她准备给儿子报游泳班，先从游泳学起。对于是否要走专业跳水道路，姜钰则说舍不得。带孩子来学习奥运精神的家长不占少数，也有家长表示想给孩子沾沾喜气。有村民透露，此前还有老人特意来抓一把全红婵家门前凤凰树的叶子，带回家祈求好运。曲晴则是带着孩子来陪自己追星。9月15日下午，迈合村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当全红婵抱着一个小孩走出二楼房间，曲晴举着手机高呼，“全红婵你好，请看下来！”突然，曲晴听到有人高喊“走去后门了！”她立刻扔下伞，举着手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跟上人群来到全红婵家的后门。由于跑得快，她抢到了第一排。雨势渐大，曲晴却目不转睛，她将镜头放大，嘴里不停说着“人呢人呢？”最终她也没等来第一手视频。一位恰好在路口蹲点的“粉丝”李芳，拍到了第一手视频。由于后门围堵的人太多，全红婵在安保人员及亲戚朋友护送下，抱着小孩一路奔跑上了车。有围观的人试图拉住她，全红婵担心挤到怀中的孩子，嘴里喊着“别动”。李芳正好拍到了这个画面，还没等她缓过神来，她便被从后门追来的粉丝们迅速围住，要求她分享视频，“要不大家今天都白来了”。众人不停催促她加好友、面对面建微信群、分享群二维码，还不断有人伸出手帮她操作手机，她想走却走不了，有人感慨，“你这是第二个全红婵啊”。粉丝正“帮助”李芳发送原视频。图/赵雨萌摄一旁的曲晴还不忘提醒，“不要乱发到社交平台，就发在群里自己用”，大家纷纷表示认可。但这段视频随即出现在各社交平台，被疯狂转发。见粉丝们如此“疯狂”，来打卡发朋友圈的裴航不太理解。他在湛江市区打工，趁中秋假期和朋友一起来打卡全红婵家。裴航坦言，自己是崇拜和欣赏全红婵的，但还算不上“粉丝”，他只希望能幸运地远远看一眼全红婵，“凑个热闹嘛，发个朋友圈吹吹牛啦！”围观众人纷纷乐开了花，“都是一样啦。”在全红婵家门前，同样立有一块巴黎奥运夺冠海报“朋友，欢迎您”，这里成为村里第二个拍照打卡地。家门前已全部设置了围栏，而且还树立了四块警示牌，“文明打卡，不要喧哗”“禁止网络直播”“保持安静，不许大声喧哗”及“禁止无人机航拍”，显得格外瞩目。全红婵家门前的警示牌。图/赵雨萌摄连日来在全红婵家直播的人已经很少见到。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看到有人在此直播或飞无人机，会第一时间禁止。邓盈是湛江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销售，自巴黎奥运会后，她便不定时在全红婵家门口直播。全红婵回家当天她也在现场直播，后来因禁止她便再未直播，“现在平台也会采取措施（禁播）。”邓盈坦言，希望通过直播全红婵家获取高流量，增加粉丝数，从而让更多人看到自己销售的房源，以增加交易。中午12点，一位村民在街上举着手机直播，他不想去全红婵家门口直播，担心影响他们休息，“流量不重要，不靠这个赚钱，身为迈合村人，关键是分享给外地朋友看。”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发现，全红婵家门外的小吃一条街上还有商贩直播，主要以招揽生意和网上售卖为主，并未过多提及全红婵，当有评论留言问及相关话题，商贩们则建议不要问这类问题。“今天又卖了9000元啊”在蝉联两届奥运冠军后，全红婵的关注度达到新高潮，迈合村为此人流暴涨。全衡信清楚地记得，村里的小吃街摊位是一点点变多的。蝉联冠军后，游客开始变得络绎不绝，摊位也明显增多，逐渐在全红婵家门前形成了小吃一条街，中午和晚上饭点一般为人流高峰。摊位和人流变多后，为不影响村民正常休息，村里立了温馨提示牌：自8月26日起，每晚21时不再对外开放，21时30分摊贩开始收档，以便村里开展卫生清洁工作。“迈合村欢迎各位游客朋友选择合适的时间来打卡及游玩”。走进这条约200米长，最多时有110个摊位的小吃街，可以看到除了有当地特色的虾饼、甘蔗汁等，还有售卖全红婵同款奥运五环墨镜，以及因全红婵而全网爆火的小乌龟摆件。“冠军拿捏，五环魅力，镜在眼前，10元一副”，全增度是最早一批发现奥运五环墨镜商机的摊主。刷到全红婵在巴黎戴这款墨镜的帖子后，全增度立马从网上下单，果然迅速成为这条街的爆款商品，“高峰时一天可以卖200多副，还有的摊主一天能卖500多副！”今年8月，全红婵在巴黎奥运夺冠后的一周内，“人流量达到峰值”，全增度记得，那时他摊位前“站满了人，站都站不稳”，9月各地开学后，人流量明显下降，全红婵回家这几日，人流量又显著回升。在小吃一条街，还有一个明星产品便是被全红婵带火的小乌龟摆件。全文馨抓住了“小乌龟对对碰”的流量，5元2个的“小乌龟”深受小朋友喜爱，8月人流量最多时，一天可以卖出约200个。全文馨售卖的“小乌龟”和五环墨镜。图/赵雨萌摄同样售卖乌龟产品的还有全征函，不过她卖的是16元一个的“龟蜜”，这是源于她在看央视采访节目中，主持人送给了全红婵和陈芋汐一对乌龟和蜜蜂玩偶，寓意闺蜜。全征函发现了商机立刻网购批发，仅记者停留的片刻，这款“龟蜜”便卖出了3个。食品摊贩也卖得不错。全衡信的摊位是卖烤乳猪的，今年5月他在市区的早餐店经营不善关业后，8月他也加入了村里的摆摊队伍，“生意好时，赚的钱一天可以买五头乳猪，一天能赚1000块！差时收入也能买两三头。”对于村里建议晚上9点半收档，可能会影响营收，全衡信表示理解，“影响多少还是有，但大家也要休息，她在家多几天，人流量也多点，要吵得她休息不好，她到时候出去了（走了）”。8月，看到村里人流量日益增多，陈建涛决定开办村里第一家饭店。开店仅一个月，正好赶上全红婵夺冠风口，店里每天客流量一直不错，高峰时每天有2万人来迈合村，进入9月客流量下降，全红婵回来这两日，客流量又提升，“今天又卖了9000元啊”，陈建涛激动地说。对于收档时间，陈建涛也很支持，“她既是冠军，也是个小女孩，应该理解她”，现在他的店晚上8点半准时收摊，“再来人我们也不营业”。虽然是中秋节假期，但除了小吃一条街很热闹外，村里非常安静。这里老人居多，说当地雷州话。村里仅有一所迈合小学，便是全红婵母校。大多数孩子都在镇上或其他地方读书，家长多在外地打工。全文皓平时在市里读高三，中秋假期，他在家门口帮奶奶摆摊，卖当地特色小吃叶塔饼。全文皓介绍，村里人平常不会走小吃街那条路，可以走其它路进村。他记得，全红婵东京奥运会夺冠前，村里没有路灯，晚上黑漆漆的，都是靠村民家里的灯照着路。夺冠后村里几乎每个巷道都通了路灯，前年村里主要道路也由水泥路变成沥青路，村民生活更加便利。虽然喜欢热闹，但他仍希望晚上村子可以恢复宁静，“这里老人居多，村民一般也睡得早，有相关限制后，确实能更好保障村民休息。”29.9元一日游，还送两盒月饼各类旅游团也看到了商机。9月15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在村口遇到了游学团。该游学团行程中包括全红婵母校、村委会、小吃街、全红婵家门口，以及村里宗祠等，一位导师带领队伍参观讲解。据现场随队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他们团队已举办游学活动达90多场，每站地点不一样，这次是来全红婵家，共12组家庭参加，最小的孩子5岁，成人收费80元，儿童则免费，“这次报名人数明显比以前多，大多都是奔着全红婵来的”。游学团在迈合小学门前打卡。图/赵雨萌摄除了游学团，8月多家旅行社曾推出过“全红婵老家游”，或湛江一日游，其中将全红婵家作为卖点，近期则鲜少推出或取消了该线。齐贲所在的旅行社曾在8月推出138元/人的湛江一日游，全红婵老家是其中一站。齐贲表示，只做了10天左右，之后就不能做了，“全红婵回家后围观人员已经严重骚扰到她”，现在旅行团不能组织去村里，只能游客自行前往，“旅行团过去都要报备的，我们也没必要蹭这个热度，直接卖其他线也一样。”许琼的旅行社暂时没有再推出全红婵老家一日游的计划，“现在没有计划，之前我做了好多，走了10台车啦，以后什么时候做再说。”翻看许琼的朋友圈，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最近一次推出158元/人的类似线路是在9月4日，行程包括参观湛江月饼工厂送五仁金腿月饼、逛寸金公园、打卡赤坎老街，到迈合村打卡等，团内基本为中老年人。迈合村是湛江一日游其中一站。图/许琼朋友圈中国新闻周刊随机走进湛江赤坎区的一家旅行社内，提出中秋是否有“全红婵老家一日游”项目时，业务经理杨凡连连摆手表示，现在没有大团了，8月时大团多，现在去可以包小车， 9月开学后基本都没人去了，现在游客刷到那些视频，又开始去了。杨凡表示，导游其实也不知道如何介绍迈合村，“很多东西也是从网上看的”。“8月曾推出过几次29.9元购物团，共有近万人参加，基本是中老年人，上午拉到购物点，下午去迈合村逛半小时就回来，还送鸡鸭或两盒月饼。”杨凡称，“后来做这个的太多了，旅游局都给查了，我们就没搞了。”中国新闻周刊从当地文旅部门了解到，文旅部门已加强对赴迈合村观光旅游团队的监管，近期每天派出工作人员到迈合村口，对乘坐大巴车前来观光旅游的团队积极引导、耐心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干扰运动员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文明有序开展旅游行程。全红婵家指路标已撤掉9月16日中午，中国新闻周刊在迈合村村委会见到村支书全南山时，他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这是全红婵两年来第一次回乡，这几日全南山显得格外忙碌。因无人机航拍及深夜聚集全红婵家直播等问题在网上引发热议，全南山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几天人流量最多时，一天有14000多人”。网上流传的视频里，有多架无人机在全红婵家门外拍摄，夜晚，有人在全红婵家楼下大喊让她下来跟大家打招呼，全红婵只得无奈地出来回应，让大家早点回去休息，次日一早又被围观声吵醒。全南山介绍，全红婵刚回村的那两日，门口聚集的基本是附近村民，上班前或下班后赶来，“她回家那天下午，一架无人机就在她家上空盘旋，巡逻警方发现后，找到操作者让无人机降落。”中国新闻周刊从迈合村现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自巴黎奥运夺冠后，当地公安、交警、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就一直在现场值守。全南山介绍，实际上，全红婵回家当晚和次日一早，现场工作人员均已采取了温和劝离的方式，看效果不佳后，次日中午就在围栏上增加了警示牌。全南山介绍，迈合村总人口2000余人，总占地面积约三千亩，经济作物为甘蔗、水稻，村民以务农及外出务工为经济来源，“经济水平总体不高”。奥运会后，人流量开始增多，本村和外村村民前来摆摊，摊位越来越长，“都想赚点钱。”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之前相关部门也考虑撤掉小吃街，后来看到整体比较有序，也就没有强制撤掉。不过，全南山坦言，为了方便引导人流到小吃摊，9月初确实有商贩在路口设置全红婵家指路标，相关照片也在网上引起关注，村委会发现后立即撤掉。9月15日记者走访发现，村里确实已经不存在这类指示牌。全红婵家指路标。图/网络而对于网传“封村”消息，全南山则予以否认。他表示，晚上9点起不再对外开放只是劝导，并未强制游客不能进入，而晚上9点半收档，“是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结果。”全南山介绍，此前有部分村民确实反映过感觉吵闹，大部分村民还是希望维持下来，经过一段时间检验，晚上9点半收档商贩们也很配合，“经济收益也很高，吵闹也减少了，这个收摊时间都认可。”运动员为何不应被“饭圈”化？一位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全红婵回家前曾表达过要“真正地回家”，她喜欢家里的田园生活，“可指示牌、无人机、旅游团，还有围堵这些真挺过分的”。实际上，这并非全红婵近期第一次被粉丝围堵。9月1日晚，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访澳期间，全红婵穿着便服出门，被粉丝们围堵厕所无法脱身的视频在网络传播。长期关注体育饭圈化现象的北京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体育法律师刘凯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全红婵的“特殊性”在于，她不仅是一名优秀运动员，还是社会象征性人物，她14岁便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其年龄与夺冠时的背景，激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在刘凯看来，全红婵的“粉丝”群体有些已经超越了对运动员成就的欣赏，转向了个人崇拜。这种情感中包含了对她作为年轻运动员的怜惜、保护欲以及对她家庭的关注。全红婵出身农村家庭，充满了朴实、勤奋与努力的元素，这些都增强了她的亲和力与可接近性。相对于许多明星来说，她的成长故事具有“草根逆袭”的象征意义，尤其能打动大众情感。对于围观在其家门口的粉丝，究竟出于何种目的追星，到底是喜欢运动员，还是喜欢有着运动员的朋友圈，他们究竟该被称作“饭圈”还是粉丝？刘凯认为，真粉丝与这些“饭圈”化追星者在动机和行为上有显著差异。“粉丝”冒雨“守”全红婵家后门。图/赵雨萌摄通过拍摄和分享全红婵的私人生活，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评论和粉丝数量，这种虚拟的成就感驱动他们不断追求更多的内容。这种行为类似于一种社交货币，尤其在“饭圈”文化中，拥有“独家”内容意味着更高的地位。今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专门召开整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会。其中提到“饭圈”乱象严重扰乱体育工作秩序、破坏体育行业声誉、损害体育战线形象等，因此要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并且要全面加强运动员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在刘凯看来，2021年东京奥运会是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全红婵等年轻运动员横空出世后，体育明星迅速走入公众视野。许多人通过线上平台关注奥运会，运动员的比赛片段及生活花絮被广泛传播，开始吸引大批流量。事实上，粉丝和运动员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良性的追星对运动员及粉丝自身具有激励作用，值得被鼓励，如何理性追星值得深思。刘凯建议，粉丝应远离隐私侵犯行为。避免追踪运动员的私人行程、偷拍或发布其未经同意的私人生活视频。粉丝应当明白，运动员的生活与比赛是有界限的。理性的粉丝会在运动员的公开场合支持他们，而不是干扰他们的私人生活。此前央视采访全红婵时，主持人问她：“你希望大家怎么看你，才最有利于你发挥自己的成绩？”全红婵说：“希望以正常人对待，我不想那么多人围着我。”中秋结束首日，围观者少了许多。图/赵雨萌摄中秋假期结束后首日，迈合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一位摊主正犹豫明天还要不要接着摆摊，“今天就没啥人了 ，明天人就更少喽，该来的都来过了”。（文中除全红婵、全南山、刘凯外，其他均为化名）作者：赵雨萌（ymzhao2022@163.com）编辑：黄昱曦

《彪悍农女之腹黑相公来种田》

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近日，多位头部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被质疑虚假宣传的话题持续发酵，引发网友热议。9月16日，记者在美诚月饼天猫旗舰店看到，店内所有月饼产品已下架，仅有几种点心礼盒可以购买；京东旗舰店仅有两款冰皮月饼在售，其他月饼也已下架。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两家网店客服，得到的回复均是“没有库存了”。而当进一步询问“是真的卖完了还是因为最近的新闻不卖了”，一客服则表示，都是恶意下单的，然后再来申请退款，所以不卖了。至于月饼是否产自香港，上述客服表示，美诚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注册证书的，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公司在广州和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与生产基地，每款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美诚月饼官方网店显示相关产品已下架日前，头部主播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在直播间力推美诚月饼。小杨哥称，香港美诚只做高端月饼，里面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已经卖出100多万单。但随后有网友及代理商曝出，该产品实际产地并非在香港，而是在广州和佛山。“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的话题随即登上热搜。从网友晒出的美诚月饼产品信息来看，其外包装确实印有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品牌运营中心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生产商有两家，分别是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和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目前为仍注册状态。而运营方广州美诚成立于2019年4月2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知识产权信息显示，广州美诚在2022年10月申请注册“香港美诚”商标，但初审被驳回；2023年8月，公司申请了“美诚月饼”商标，目前处于等待实质审查阶段。公司申请“香港美诚”商标被驳回美诚月饼相关负责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在香港注册品牌，不能够到内地生产的，目前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很无奈。而有律师表示，如果通过包装和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是香港生产的，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目前，三只羊相关短视频账号还能搜索到美诚月饼相关信息，但公司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而交个朋友直播间主播罗永浩在直播时表示，“我们公司我没卖过，但我们（旗下）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现在他们正在紧急查资料。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延伸阅读："美诚月饼"被指原价59元3盒 "三只羊"改价成169元3盒中秋前夕，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因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美诚月饼，销量巨大。但经多方查证，其虽在香港注册了相关商标，但在香港无实体门店，实际运营方为广州公司。随着舆论发酵，美诚月饼的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陆续遭到质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再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最新进展」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终于停止销售美诚月饼。面对网友汹涌的质疑声音，主播关闭了评论。同时，抖音“疯狂小杨弟”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堆头，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广州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对“三只羊”直播间的美诚月饼事件，抖音电商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可以对外公布的信息。而记者致电抖音电商官方客服，客服则表示：正针对此事进行核实，如果相关直播间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根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受此时事件影响，飞瓜数据显示，仅14日一天时间，抖音账号“疯狂小杨哥”掉粉约12.1万人，“家人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事件回顾」美诚月饼产销均不在香港，原价只需59元三盒记者留意到，近年来，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此前，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三只羊”2023年发布的一个视频显示：“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这意味着“三只羊”已连续三年售卖香港美诚月饼。翻开美诚月饼下面的百余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而且在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并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据悉，美诚月饼宣称“香港美诚月饼”，但产地销地均不在香港，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根据产品信息显示，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其官网显示，该品牌成立于2019年，隶属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MEISUN”商标，其中1枚已成功注册。企查查显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在湾仔乐基中心15楼1512室。广州美诚同样成立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美诚生活”“美诚月饼”等商标。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广州美诚尝试申请“香港美诚”商标，目前这枚商标的状态为“驳回复审中”。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在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多个平台只卖59元三盒「其他关联」近日，罗永浩表示将对“交个朋友”垂类直播间卖出的美诚月饼进行赔付。“今天曝出来的美诚月饼，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如果你们在我们‘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的月饼，现在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罗永浩说。

《她成了反派暴君的小娇娇》

（原标题：关键时刻，普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冷情总裁蜜恋妻》

▲陈宪清案中被托管的单位之一三亚海韵度假酒店，目前正常经营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发自海南编辑｜郭庄责编｜官莉国企托管民企旅文集团是三亚第一家国有上市企业，海韵集团创立于2002年，主营地产、酒店，由辽宁北票人陈宪清创办。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显示，海韵集团当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宪利，他持有海韵集团98%的股份，陈宪清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宪利是陈宪清的亲属，二人均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办案人员介绍，办案机关在办理陈宪清行贿案过程中，发现陈宪清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如下：200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陈宪清向时任三亚市市长王勇行贿409.1063万元、副市长李柏青行贿188.1402万元，向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行贿2010万元，向时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220万元，向时任三亚仲裁院院长刘彦勋行贿220万元，行贿共计3047.2465万元。2022年5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由旅文集团依法对海韵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相关文件显示，被托管企业要全力配合旅文集团开展托管工作，并向旅文集团提供托管单，包括集团公司构架、在职人员、经营性资金、不动产等，分类造册并进行实地确认，做到资产明确。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集团依据三亚市政府的要求，接手这一托管任务。之后，该集团依据托管工作相关法律规定开展工作。旅文集团有4000名员工，主打景区服务，具备相关管理、服务经验，故根据指派接手这一托管任务。该负责人介绍，旅文集团对这一托管任务十分重视，最初便成立了由集团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下设维稳监督、法务、人事、财务以及现场派驻人员等工作小组。前期，旅文集团投入30余人参与本次托管工作。“我们是委托监管，不是接收海韵集团，或把整个海韵集团作为自己的公司管理。”该负责人解释，该托管工作保留了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海韵集团原管理团队依旧按照原海韵集团经营模式，或海韵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开展经营活动。旅文集团方面解释，托管任务中，旅文集团的主要工作，是对海韵集团内部的审批流程做最后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一是保证海韵集团正常业务的开展，二是保证涉案资产不流失。”▲陈宪清被指控“涉恶犯罪集团”人员 据海南日报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7月26日，海口中院对陈宪清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陈宪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特别巨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陈宪清家族人员的涉恶犯罪事实如下：2002年，陈宪清在三亚市成立了三亚海韵实业发展公司（后变更为海韵集团），开始在三亚市开发房地产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海韵集团先后成立了三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沈煤森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陈宪清逐步任用郭明贵、宋丽双、陈宪军、宋立明、陈宪利等家族成员为公司高管，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运作和经营上述公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陈宪清为首，郭明贵等10人为成员的家族式涉恶犯罪集团。该涉恶集团以海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成员较为固定、分工明确、奖惩分明。陈宪清认为“接待就是第一生产力”，意图通过“接待”来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三亚市开设高档酒楼用于接待领导、贵宾；2009年，海韵集团旗下的三亚海韵度假酒店开业，陈宪清的接待场所便转到该酒店，通过请吃、金钱贿赂、组织介绍卖淫女提供性服务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三亚市影响力逐步扩大。该涉恶集团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大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陈宪清为人蛮横霸道，带头殴打与其合作开发项目的乙方公司人员，指使公司高管纠集公司保安及社会闲散人员在征地及开发三亚半岭温泉项目、陵水陵河假日项目等项目过程中，针对项目乙方及征地拆迁的群众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以及暴力强拆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拘禁并捆绑殴打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对海韵集团所开发项目区域一带的治安、民生造成较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在开发、运作项目及运营酒店过程中，实施了开设赌场、诈骗、虚假诉讼、挪用资金、虚开发票、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公职人员大肆行贿，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破坏和影响。目前，陈宪清家族人员涉恶部分的犯罪事实正在审理、有待宣判。《意见》第12条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涉案资产被托管，并不只有陈宪清和海韵集团的案件。2020年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于京召开。会议信息显示，当时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保障了3.6万余名员工正常就业。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被托管事项，近期引发较大关注。有法学界人士指出，一些涉黑、涉恶企业“一管就死”，部分海韵员工亦称，“海韵集团被托管是对其自主经营权利的侵犯”。陈宪清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则认为，海韵公司被托管“缺乏法律基础”。涉黑恶案中的托管行为，法律依据为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处置意见》）。该意见第12条称，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财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托管。“这个文件只规定对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托管，三亚旅文集团作为国有公司，没有权力对海韵集团整个企业进行托管。”王发旭律师称，海韵集团的公章被三亚旅文集团掌握，这导致企业员工的开支、商铺的租金收取、合同等手续的履行遭遇障碍，“海韵集团就因为这个托管行为，基本上要面临破产。”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显兵解释，“经营性资产”是用于投资、生产、经营的资产，亦即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经营性资产社会关联度较高，例如可能与第三方发生市场交易、支付薪金等，采用代管、托管的方式，更符合产权保护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保护。何显兵称，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七节专门规定了“依法处置涉案财产”，但该部分规定尚不够全面细致，为准确适用法律，2019年又印发了《财产处置意见》，对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办案人员介绍，有证据证明，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均为陈宪清实际控制，且属于不宜查扣冻的涉案经营性财产，故可以依法进行托管。▲图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法院官网保障诉讼司法文书显示，陈宪清案全案被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被告人有43人，被告单位有海韵集团及陵水海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罪名有十几个，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何显兵认为，《财产处置意见》准确贯彻了扫黑除恶“打财断血”原则。由于现代有组织犯罪常以“企业经营”的形式出现，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交织，处置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涉案财物，还可能影响到包括其他善意第三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对此，《财产处置意见》才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意见》第七章第2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者委托有关机构代管或者托管。何显兵解释，相比《指导意见》第26条第2款，《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扩大了对经营性资产代管、托管的犯罪类型，细化了申请主体，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申请代管、托管。红星新闻注意到，《指导意见》中提到了“诉讼需要”。《指导意见》第26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需要，应当依法査询、查封、扣押、冻结全部涉案财产。”何显兵认为，应将《财产处置意见》第12条与《指导意见》第26条结合起来理解，且应注意如下三点：一、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前提是“涉案”，对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的财产，不应适用本款规定。二、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的原因，是原本符合“查封、扣押、冻结”的一般性规定，但查封、扣押、冻结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本身的不当损失，或者影响经营性资产关联方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既能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又能避免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代管、托管经营性资产后，如人民法院作无罪判决或者认定该资产与犯罪或犯罪组织无关因而不需要没收，应当及时发还财产所有人。办案人员介绍，陈宪清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所得高度混同，为防止涉案的经营性财产流失，有必要继续对三亚海韵集团等8家公司进行托管。4万次公章使用旅文集团方面介绍，本次托管工作最初较为顺利，但今年5月起，多篇出自自媒体和律媒圈的网文对该案及企业托管提出质疑，认为托管后企业公章被“扣押”，造成租赁合同无法续约，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员工工资无法及时发放，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海韵集团公章使用不畅及员工工资无法发放。“海韵集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资金预算会，对每个月的支、收款项做一个预算统计，然后交给旅文集团审核，审核通过后，便可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这名负责人称，截至今年6月，海韵集团及几家子公司大多正常运转，员工工资的发放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是，海韵集团旗下两家单位半岭温泉酒店、云山慧谷酒店的工资没能向员工及时发放，原因都是两家酒店近年持续经营亏损，但目前也在通过其他子公司拆借资金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公章使用方面，旅文集团方面解释，2022年至今，“已经盖了4万次公章”。海韵集团有员工700人左右，大部分员工配合托管工作。但近期，“确有一些员工被无关人员胁迫，参与对抗托管工作，给企业的托管工作及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旅文集团负责人认为，既然是托管，就要采取一些形式，“保管公章”只是方法之一，但旅文集团未参与海韵集团的具体业务，仅起监督作用。“以陵水海韵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例，若其有商铺对外出租，在他们内部流程走完后，旅文集团会进行复核，对租金、物业费等进行审核，审核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正常的水平上。”熟悉本次托管工作的人员称，2022年5月三亚旅文集团接手托管任务后至今，未对海韵集团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更换，也没有派任何人到海韵集团担任职务。办案人员介绍，海韵集团及其子公司都是受陈宪清及其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但海韵集团的经营性业务，比如三亚的酒店、陵水县的物业等，全部实施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些职业经理人都没有涉案，仍在正常履职，集团总部一些副总裁、总监及部门长亦未涉案，故海韵集团并没有因为陈宪清等人涉恶而瘫痪。三亚海韵度假酒店毗邻三亚湾，是海韵集团旗下豪华酒店之一，住在这家酒店的部分房间，可畅览碧绿的海浪。8月中旬，红星新闻记者在这里看到，酒店大堂游人如织。订房部的员工称，他们的工作未受案件影响，工资亦及时发放。本次托管工作何时结束？对此旅文集团称，“我们还没有接到最新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