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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张某（右二）被民警抓获原来，张某本是有妇之夫，因中年丧子感到沮丧，直到他遇上年轻漂亮的子某。为和子某在一起，张某抛弃妻子，卷走儿子死亡赔偿款20余万元，和子某来到西昌上乡村同居生活。张某一直想让子某为自己“传宗接代”，后怀疑对方有外遇，加上子某私自吃药打掉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双方发生争吵，张某将子某杀害并潜逃……目前，当地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离奇命案:山村来了一对“外来夫妻”女人遇害男人失踪张某今年回到西昌上乡村指认现场时，已经71岁，满头白发。时间回到2010年7月，西昌市西溪乡（现为安哈镇）上乡村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轰动了整个山村。据村民李某兴回忆，张某和子某“夫妇”是外来户，他家与张某家相距不远，两家关系不错。2010年7月的一天，他发现子某的两个小孩坐在门前。“他家大门从里面上了锁，敲门无人应答。”后来，他将两个孩子带到自家安顿。第二天，李某兴发现两人仍没回家，就和当时的村干部李某才找来梯子翻墙进了院子，打开堂屋大门吓了一跳，“堂屋里面有很多的血迹”。后来，他们在厕所墙边发现血迹，揭开茅厕盖板发现了子某的尸体，赶紧报警。▲张某（右二）指认现场西昌市公安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子某的脖子、气管被利器割开，心脏被刺穿，很明显是他杀。通过勘查，堂屋才是第一现场。”办案民警介绍，子某遇害，失踪的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走访得知，他们是外乡人，到村里两年多了，最初租房居住，后来买下这座土坯房。”村民们称，这对“夫妻”为人处事不错。平时，张某靠打零工谋生，后来承包土地耕种；子某少言寡语，年龄要比张某小十多岁。村民们很不解，“当时看她（子某）这么漂亮，为什么会找这个老头？”有妇之夫：中年丧子他卷走20万赔偿款，抛妻另觅新欢案发后，民警调查了两人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当年，张某57岁，凉山会理人，他虽在西昌生活，实际在会理还有一个家庭，曾有一个儿子。子某老家在凉山布拖县。子某的舅舅米某说，2006年，张某和儿子小张同在会理某矿区务工，张某负责看守炸药库。那一年，小张在工作中不幸遭电击死亡，张某获得一笔赔偿款。当时，子某也在这个矿区生活，子某的丈夫原在矿上工作，后因病去世，留下4个孩子。“大的15岁，老二才13岁，老三、老四才几岁。”中年丧子，张某很沮丧，觉得生活失去意义。然而，他看到年轻漂亮的子某后，内心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子某带着4个孩子负担很重，缺乏依靠。后来，两人就走到一起共同生活，他对子某谎称自己离婚了。民警到张某老家调查，其妻赵某称：“我18岁时就和他结婚了，后来儿子被电击死亡，全家人都很悲痛。他性格暴躁得很，天天跟我吵架、打架。”一次吵架后，张某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过家，还带走了20多万元赔偿款。儿子去世不到一年，张某就和子某一起辗转到了上乡村，以“夫妻”名义住了下来。其妻赵某称，直到民警上门调查，她才知道张某杀了人。家属讲述：调停矛盾后不久得知女子身亡嫌疑人潜逃14年落网就这样，张某和子某共同生活了3年多。子某的舅舅米某说，他和外甥女子某来往不多，和张某也只见过一面，“一开始就不看好这段感情”。时间一久，张某和子某产生矛盾，经常吵架。2010年7月，子某给母亲打电话，哭诉张某殴打自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后来，子某的娘家人匆忙赶来调解矛盾，张某也找来村民李某兴夫妇帮忙调停。“他给我跪下，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他要改正，没有第二次了，要把4个娃儿供出来，他这样保证。”米某回忆，张某当着众人的面认了错，子某母女也原谅了他。“本着劝和不劝离的想法，当舅舅的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没过几天，娘家人得知噩耗，子某遇害，而张某如同“人间蒸发”。多年来，西昌警方从未放弃对该案的侦查，并将张某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直到今年3月，民警发现张某在攀枝花市米易县出现。经侦查，米易、西昌两地警方在一偏远山村将张某抓获，此时，71岁的张某已经满头白发。14年来，张某为了逃避警方追查，隐姓埋名四处躲藏，打零工为生，从不敢用真名。“他睡觉从来不关门，穿着衣服睡觉，逃亡的行李都是随身准备。”警方介绍。▲张某接受警方调查嫌疑人供述：怀疑“妻子”有外遇想要个孩子无果痛下杀手张某落网后，长期压在民警心头的石头落地。在审讯中，张某交代，他想让子某为他生孩子。“她小我15岁，想着她年轻，给我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张某抛弃妻子，和子某走到了一起。后来，他怀疑子某有外遇，处心积虑要“捉奸”，让子某非常不满，两人争吵不断。但当地村民称，子某是很朴实的一个人，“据我们所知，子某不会干这个（出轨）事的，他也没有证据。”张某说，为维持两人的关系，他在村里买了房子，加上日常花费，把儿子的死亡赔偿款花去了十几万。他的心愿是子某能给他生下一个孩子。2010年，子某怀孕了，这个消息让他欣喜若狂，没想到，意外还是来了。子某觉得已有4个孩子，再生会给家庭增加负担，所以没经张某同意，就私下吃药将孩子引产了。子某打掉孩子后，张某的疑心更重了……2010年7月10日，两人再次发生争吵。张某称，案发当晚，子某曾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他气不过才杀了子某。作案后，他锁上房门翻墙逃走。曹明凯 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编辑 郭庄 责编 李彬彬

文 | 海上客韩国涉及第一夫人贪腐案和防汛兵殉职案的两大关键独检法案，于当地时间9月19日在在野阵营的主导下，获得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环球时报援引韩联社的报道称，两大法案分别是：《关于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夫人金建希及其家属操纵德意志汽车公司股价嫌疑的法案》（简称《金建希独检法案》）、《关于任命独立检察官查明海军陆战队士兵殉职事件真相的法案》（简称《蔡上等兵独检法案》）。9月19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金建希独检法案》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其实，韩国国会通过《金建希独检法案》的时间非常微妙。1金建希因收受名牌包包事件，一度被韩国媒体扒得“体无完肤”。有媒体曝出，她：于2022年6月从崔在英处收受名牌香水及化妆品，同年9月又收受了价值相当于300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53.8元人民币）的迪奥包。由旅美韩侨牧师崔在英检举揭发，搞得金建希和她那担任韩国总统的丈夫尹锡悦一度无言以对，只能对此事保持沉默。也许是经过审时度势，精心研判以后，尹锡悦终究发声，号称崔在英所为，纯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然而，即便如此，金建希也一直没露面，甚至有媒体称，那叫“未敢露面”。今年6月11日，韩国反腐机构国民权益委员会对外宣布，金建希“无违法行为”，并宣布结案。另据韩联社8月21日消息，韩国检方当天就“第一夫人”涉嫌收受名牌包一案，认定金建希无犯罪嫌疑。当地时间9月15日，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前往位于首尔的残疾儿童居住设施开展志愿活动 图：环球时报转引韩媒然而，韩国民众，包括在野党以及一部分执政党成员，对金建希是否受贿，仍然心存疑虑。毕竟，崔在英所发布的信息，那叫一个“有图有真相”。但凡金建希抛头露面，比如在今年韩国议会选举期间去哪个地方投票云云，都会被韩国媒体炒作一番。这种情况下，今年中秋节前夕，9月15日，金建希跑到首尔的残疾儿童基础设施开展“志愿活动”，不出所料引起各种反响。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赵承来（音译）对外直言，金建希这么做，纯属做秀。赵承来还不出所料地将矛头指向韩国总统尹锡悦，声称尹锡悦当天前往基层警察局和消防局进行慰问视察，也是做秀。海叔要说，毕竟尹锡悦是目前的韩国总统。他去做一些中秋节前的视察慰问，肯定是本职工作，不能完全说是做秀。但因为赵承来说到了金建希，肉眼可见，金建希的一些公开露面行为，确实对尹锡悦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2金建希因收受名牌包包事件，一度被韩国媒体扒得“体无完肤” 图：资料且看在9月19日的韩国议会上，《金建希独检法案》获得167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不妨分析一下。这一涉及韩国第一夫人的法案，本已于2023年12月29日获得国会全会通过，但韩国总统尹锡悦于今年1月5日提出要求，希望议会“再议”，并将所议法案文件退回至国会。此后，在野阵营于9月初再次提出该法案。有多撕裂呢？反正，9月19日韩国国会审议此议案的时候，执政党国民力量根本上就不认为这一议案有商量、讨论的必要。国民力量声称，该党反对在野党凭借议席优势强行召集全会，宣布当天缺席会议。看来，国民力量态度相当明确。但从韩国议会的情况，海叔也读到一点——目前的韩国，经过最新一轮国会选举，尹锡悦这个总统已经成为“跛脚鸭”，其利用执政党身份继续打压对手，自己积攒政治资本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海叔在此不得不为尹锡悦一叹！据央视新闻报道，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韩国”9月13日曾公布当时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尹锡悦总统的支持率比此前一周下降了3%，降至20%，是他自2022年5月就任以来的最低值。海叔认为，被插上政治素人标签前往竞选韩国总统并大获全胜的尹锡悦，按理来说必然要与议会中的反对党展开一场“恶战”。然而，如今他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事实是，他已携夫人于9月19日起访问捷克。当地时间9月19日，在捷克布拉格，尹锡悦（左）同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共同会见记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也许，这“不能也”，就是尹锡悦当真认为，根据韩国宪法，自己反正只有一个总统任期，不得连任，所以开始各种自我放飞。如果是这样，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尹锡悦其实也不怎么把他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放在眼里。只要自己爽一把、两把，此生无憾矣！去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特别是尹锡悦以检察官身份而能横跳到选举政治中，并大获全胜，自然自以为予取予夺一切“尽在掌握”，执政党顶多是他的合作伙伴。3在遥远的捷克，尹锡悦夫妇可以获悉：《金建希独检法案》获得167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蔡上等兵独检法案》也获得170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值得分析的是，截至目前，韩国在野党共四次推出《蔡上等兵独检法案》，其中两次获得国会全会通过，但均遭尹锡悦的否决，总共作废三次。9月19日，韩国国民力量党鞭秋庆镐会见记者时表示，有关独检法案不符合《宪法》，且为在野党单方面强行处理的法案，因此强烈建议尹总统行使再议要求权。海叔要说，“再议要求权”说白了就是否决权。在“全票通过”与“再议”之间，韩国总统与议会，特别是与议会中的反对党的种种缠斗，似乎永远有下一集可看。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特约记者 薛丹】当地时间9月19日，中国第22批赴黎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营区周边多枚航弹爆炸，造成部分设施受损。记者了解到，爆炸发生时间为19日16时40分左右，爆炸发生后，我维和官兵迅速进入掩体进行安全躲避。后经检查发现，营区内部分建筑的门窗、吊顶、镜子、物品陈列柜等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图为营区外航弹爆炸瞬间【杨康 摄】图为营区外航弹爆炸瞬间【监控视频截图】图为营区外航弹爆炸瞬间【邵宝磊 摄】图为和平厅里的陈列柜受冲击波受损【瞿发统 摄】图为营区里的门受冲击波受损【瞿发统 摄】图为航弹残片打断的树枝【瞿发统 摄】图为航弹残片将营区水泥路面砸出坑洞【瞿发统 摄】图为航弹残片落在营区内【瞿发统 摄】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