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媒《华尔街日报》和CNBC都报道了高通考虑收购英特尔的相关事宜。前一段时间，路透社也曾爆出，高通曾考虑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的可能性，其对英特尔个人电脑芯片设计部门尤其感兴趣。

　　据路透社最新消息，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亲自参与了收购英特尔的谈判，研究交易的各种选择。文章同时指出，高通与英特尔的谈判还处于早期阶段，高通尚未对英特尔提出正式报价。

　　对于收购传闻，英特尔和高通的代表拒绝置评。

　　在竞争激烈的半导体行业，并购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捷径。比如，英特尔曾以167亿美元并购FPGA生产商Altera以加强其在数据中心业务上的优势；高通曾想以约4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车用芯片商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收购最终失败）以加强其在汽车芯片的业务等。

　　曾经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节点被传出收购消息，不得不让行业深究其背后的原因。毕竟，一个是全球最大的高端手机芯片设计公司，一个是全球少有的既能设计又能制造CPU芯片的IDM厂，如果高通收购英特尔被证实，这无疑会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

　　半年亏20.91亿美元英特尔正在自救

　　站在英特尔的角度，身处业绩下滑、裁员危机的英特尔近一年一直处于“自救”的状态。

　　从营收和净利润的角度看，英特尔营收增速处于整体下滑状态，且已连续两个季度处于亏损状态。

　　2024年第二季度，英特尔收入128亿美元，同比下降1%；净亏损16.54亿美元。再叠加2024年第一季度亏损4.37亿美元，英特尔今年上半年就亏损了20.91亿美元。

　　为应对眼下危机，英特尔计划加大节流力度，宣布裁员15%，并从第四财务季度起暂停向股东派息。

　　对于亏损和下半年的业务前景，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曾在一封写给员工的信中透露，成本太高，利润率太低，公司尚未从AI等强大趋势中充分受益。2024年下半年的财务业绩和前景比之前预期的要艰难。

　　英特尔是典型的IDM厂商，集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于一身，不仅面临巨大的资本支出，而且还要求芯片设计能力要强，这样才能把产能跑满。

　　近几年，随着“护城河”X86被竞争对手蚕食，英特尔有意将晶圆制造代工业务独立运营，且并允许其外部融资。

　　今年年初，英特尔宣布正式分拆旗下的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负责芯片制造业务的晶圆代工事业部，财务单独核算统计。

　　根据英特尔此前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分拆晶圆制造业务后，2023年可以节省30亿美元成本，2025年将节省 80-100亿美元成本。

　　为减少成本支出，英特尔宣布暂停位于波兰的先进封装厂项目和位于德国的晶圆厂建设，暂停期限大约两年。

　　在超威半导体将自身的芯片制造部门分拆出来之前，做电脑CPU的英特尔和超威都是IDM厂。2009年3月，超威半导体将芯片制造部门分拆出来，成立格罗方德（GlobalFoundries）。

　　2011年3月6日，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ATIC）以4.25亿美元收购超威半导体拥有的格罗方德余下的8.8%的股份，格罗方德成为一家独立的芯片制造商。

　　有了超威半导体拆分制造部门的成功先例，分拆旗下的制造业务不失为困境中的英特尔自救的良策。

　　收购英特尔难解高通的中年危机

　　英特尔有意将晶圆制造代工业务独立运营，且并允许其外部融资，成为高通拟收购英特尔业务的注脚。不过，路透社也爆出，高通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的可能性更大。

　　与英特尔是典型的IDM厂商不同，高通是典型的Fabless模式，即高通只做芯片设计和销售，生产、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给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

　　在智能手机领域，高通牢牢地掌控着高端手机芯片的市场份额。2024年第二季度，高通芯片出货量的市占率为31%（Counterpoint数据）。

　　从收入构成看，高通的营收主要来自半导体部门QCT和专利授权部门QTL。2024财年第三季度（对应2024年第二季度），其QCT和QTL营收分别为80.69亿美元和12.73亿美元。从收入占比看，QCT部门贡献了高通绝大部分收入，占比约为86%。

　　高通QCT部门由手机终端芯片、汽车和联网设备（IoT）三大板块业务组成，其中，智能手机业务又是QCT部门的营收支柱。2024年第二季度（自然年）智能手机业务收入58.99亿美元，占QCT部门收入的73%及高通总收入的63%。

　　由于高通营收和增长主要依靠手机芯片业务，在全球手机市场陷入收缩周期时，已经快40岁的高通也陷入了中年危机。

　　以高通近7个季度的业绩为例，从2022年第四季度（自然年）开始，高通的营收和净利润的同比增速连续四个季度处于负增长状态，直至2024年第二季度（自然年）才恢复双位数的增长。

　　为了缓解智能手机芯片业务对公司发展的掣肘，高通将业务拓展至汽车芯片和物联网业务。2024年第二季度（自然年），高通来自汽车业务的收入为8.11亿美元，同比增长87%；物联网业务的收入为13.59亿美元，同比下降8%。

　　由于汽车及物联网业务营收占比太小，高通也将业务触角伸向英特尔的电脑芯片领域，特别是在AIPC领域。为抢占AIPC的风口，高通先于英特尔在2023骁龙峰会上推出为AIPC设计的骁龙X平台——“骁龙 X Elite”。

　　据公开资料显示，骁龙X Elite采用全新的设计，集成Oryon CPU、Adreno GPU、Hexagon NPU，不仅 性能与能效升级，还具备更强的AI特性。“Oryon CPU是高通在兼容ARM指令集的前提下完全重构，并非ARM公版Cortex CPU魔改。”高通公司总裁兼CEO安蒙表

　　高通想分AIPC芯片一杯羹，而英特尔的x86处理器曾在个人电脑处理器市场占据主导位置，所以外媒传高通想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在智能手机芯片业务依然是高通主要收入来源的当下，想靠收购英特尔芯片设计业务并不能立刻解决高通自身的中年危机。

　　况且与晶圆代工业务相比，英特尔的设计产品业务占大头，与出售芯片设计业务相比，英特尔拆分或出售晶圆代工业务的概率更大。

　　作为Fabless模式厂商，高通如果收购英特尔的代工业务并非是一手好棋。因为专业的晶圆代工厂商要坚持“不与客户竞争”的铁律。如果高通遵守这个规律，或许就要放弃汽车、物联网甚至智能手机芯片设计业务。

　　高通收购英特尔面临两大障碍

　　况且高通收购英特尔面临还面临两大障碍，比如收购资金来源及反垄断调查。

　　截至美国时间9月20日美股收盘，高通的总市值为1882亿美元，英特尔的总市值为934亿美元。路透社曾预估，包括债务在内，英特尔的估值为1220亿美元。高通要收购英特尔，资金从哪里来就是个大问题。

　　据高通财报显示，截至2024财年第三季度，高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为77.7亿美元，高通要收购英特尔，或许需要类似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ATIC）等“白衣骑士”的帮助。

　　其次，根据美国反垄断政策的重要规章——《并购指南》和《横向并购指南》，高通收购英特尔或面临反垄断调查。

　　类似的收购已经有过先例。比如，2017年，博通出价超过 1000亿美元收购高通公司。第二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这笔交易，因为当时博通总部位于新加坡；202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以反垄断为由提起诉讼，阻止英伟达收购 Arm。在欧洲和亚洲监管机构的进一步压力下，这笔交易于2022 年被取消。

　　所以，即使最后高通收购英特尔被证实，这场收购也会一波三折。

　　本文作者：安然，本文来源：腾讯深网 ，原文标题：《盯上“老大哥”英特尔？收购难解高通的中年危机 |深网》

责任编辑：郭明煜

傅俊安（记者 杨芸智）09月22日,近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黄金内湾”概念规划与设计国际咨询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旨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具有相关规划设计经验的规划设计机构参与其中。《公告》的发布，适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5周年之际，因此在业内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内湾”这一概念于两年前才首次被公开提及。在2022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珠三角核心区打造成更具辐射力的改革发展主引擎……着力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湾’，带动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协同发展、聚势腾飞。”然而，在当时的报告中，并未对“黄金内湾”的具体空间范围给出明确的界定，而此次发布的《公告》，则对“黄金内湾”的基本范围（暂定）进行了初步阐述：涉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黄金内湾”基础工作范围示意图（暂定）。图片来源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据悉，以上区域范围并非最终确定版，根据《公告》，参与投标的各团队可结合研究提出基础工作范围局部优化建议。与此同时，“黄金内湾”这一新兴概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关于其内在含义、特征以及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议题，均成为社会各界深入探讨的焦点。“黄金内湾”是什么？对于大湾区与“黄金内湾”的关系，不少人也心存疑惑，既然已经有了大湾区的发展规划，是否还有必要再额外设立“黄金内湾”。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黄金内湾”主要涵盖了珠江口约100公里沿岸区域，这一区域亦是我们熟知的“珠江口”或“珠三角”，其地形特征呈现为倒“V”形，涉及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王继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黄金内湾”区域内，拥有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等一批高能级的国家重大平台，这些平台与各类开发区、高新区及自贸试验区共同构成了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在区域一体化中起到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深圳前海城市建筑群。图/图虫创意据广东省大湾区办数据，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同时，还拥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这四座“万亿GDP之城”。相关数据显示，其中超过一半的经济规模来自“黄金内湾”地区。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柳立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圈层结构，这种圈层结构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中心区域发展最快、条件最好的特点。而“黄金内湾”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汇聚了区域内最具发展潜力和经济实力的城市和区域。也因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黄金内湾”可以被视为粤港澳大湾区里的“小湾区”。柳立子认为，大湾区的发展是有步骤的，而“黄金内湾”是大湾区发展规划中最精华、最需要率先推动的区域，通过优先发展“黄金内湾”，可以充分发挥其辐射效应，打破壁垒、促进联通，带动大湾区周边整体发展。今年1月份，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再次提到，集中资源打造“黄金内湾”。依托各类重点平台，促进高端产业功能和高等级公共服务资源向环珠江口地区集中配置，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门户。放眼全球，国家、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表现为科创产业高地的竞争，这种高地往往诞生于沿海湾区，通常具备开放的经济结构、强大的产业支撑、强劲的要素集聚能力、发达的基础设施、广泛的辐射外溢功能、高效灵活的体制机制。例如，上海大都市圈以上海为圆心、1.5小时交通距离为半径画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区域创新走廊联动融合建设。美国西雅图和加拿大温哥华打造经济共同体，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创意和娱乐产业开展双城一体化合作，推动创新走廊发展，提高彼此全球经济影响力。王继源指出，“黄金内湾”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圈层，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程度之深、产业分工程度之高、要素流动程度之强，无论在湾区还是全国都是第一梯队。建设“黄金内湾”，通过重点平台建设，以“小支点”撬动“大开发”，以“小切口”推动“大突破”，有利于实现1+1大于2的协同效应，促进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大都市圈联动，迸发更大“黄金内湾”发展活力。值得关注的是，“黄金内湾”所在的珠江口倒“V”字形的入海口，将东西两岸分割为二，因此跨江通道和入海隧道应运而生，为“黄金内湾”两岸架起沟通桥梁。目前，珠江口已建成和在建、规划的跨江通道有10来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章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黄金内湾”聚集了粤港澳大湾区主要的对外交通枢纽，承担了对外联系的核心职能。例如机场方面，“黄金内湾”区域内聚集了5个大型机场，包括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机场、澳门机场和珠海金湾机场。航运枢纽方面，内湾地区聚集了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等3个大型集装箱货运港，港口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7400万标箱，运输规模远超其他国际湾区。深中通道。图/图虫创意其次，交通设施承担了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器”作用。章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中通道开通后，直接诱增地区交通需求达到约5万车次/日。他预计，未来随着在建的狮子洋通道开通，“黄金内湾”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联系将进一步顺畅，“黄金内湾”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专家：需打破行政壁垒尽管多条跨海通道的建设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呈现出“超级城市”般的整合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形成了一个实质上的统一城市实体。“黄金内湾”区域内的各个城市仍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如何推动“黄金内湾”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了当下规划重点。柳立子指出，当下“黄金内湾”区域内部存在着多种制度环境、税收区域以及行政区划壁垒，这些壁垒对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或多或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王继源强调，在跨地市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看得见”的是硬件联通，“看不见”的是机制协同，必须把握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保障。因此，他认为，应从全局视角出发，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强化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整合与协同推进，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实现更大突破，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架构和路径模式。柳立子提出，文旅产业，特别是现在的泛文旅概念，是新技术和新手段最佳应用的领域。她建议，可以利用文旅产业这一特点，通过串联大湾区的海岸线文旅资源，实现一城多站的旅游模式，打造多城共享的旅游品牌。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黄金内湾”的整体旅游吸引力，还能够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不过，章森指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由于“黄金内湾”区域内港口腹地重叠，可能会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他说，广州、深圳、香港三大港口航线趋同、货源地大多重叠：广州货源地基本来自广东省内及泛珠三角；深圳80%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和泛珠三角；香港28%货物来源珠三角，38%来源内地。他说，当下“黄金内湾”众多港口仍处于自发性的市场竞争状态，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布局。因此，建议加强各港口间的分工合作与差异化竞争，发挥各自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章森进一步表示，当前“黄金内湾”城际铁路初步建成了实体网，但由于系统制式、运营主体等仍存在差异，尚未湾区实现一体化融合，互联互通水平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他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目前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广珠城际、广深城际为代表的铁路模式，采用铁路制式和信号系统，由铁路部门运营；第二种是以广清城际、穗深城际和今年贯通的广肇广惠城际为代表的“准铁路”模式，车辆制式与铁路一致，但由地方地铁公司运营；第三种是在建的广花、芳白、南中珠等城际铁路，车型和信号系统采用地铁市域快线模式，同样由地方地铁公司运营。由于信号系统、车辆制式、运营部门等均不相同，目前难以实现贯通运营，影响了“黄金内湾”地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章森建议，为加快推行一体化发展，“黄金内湾”还需在“软、硬联通”层面下功夫，软联通包括加强票务系统的兼容，实现“一码通”等；硬联通则包括加强各制式城际轨道换乘站点的建设，减少换乘距离，提升换乘便捷度。与此同时，关于如何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促进产业间的协同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王继源表示，加强科创产业协同发展，是“黄金内湾”建设的关键目标和核心内容。他认为，应促进城市产业集群的集聚与壮大。各城市应重点聚焦主导产业与首位产业，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加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与分工合作，构建起彼此联结的“无形”桥梁与纽带，从而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应促进产业链跨城市的紧密协同。以链主企业为主导，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优势领域，结合各地的产业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将上下游企业连通起来，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与协同发展。王继源提到，“黄金内湾”里产业分工最终需由市场主导，产业布局转移归根结底是企业行为。然而，产业分工的前置条件与重要基础——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却离不开政府的改革支持。例如，人才的互认、标准的互通、数据的共享、技术的转化等方面，因此，仍需政府建立机制、打破壁垒。（应受访者要求，章森为化名）作者：陈淑莲

傅俊安（记者 林家奇）09月22日,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连开两个小组会议炒作“中国威胁”，鼓吹增加国防预算，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期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甚至声称，中国是美国“史上最大挑战”，“与中国带来的军事、科技等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都显得相形见绌”。据路透社、法新社和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坎贝尔是在当天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印太大国竞争”小组会议上，做出的上述表述。众议院共和党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致开幕词时，就拉高调门，将中美间大国竞争定义为“军事实力或经济主导地位的较量，以及影响21世纪和全球力量平衡的规则之争”。他大炒特炒“中国威胁”，声称中国对于美国及盟友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18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致开幕词 视频截图（下同）坎贝尔附和了麦考尔的说辞，称麦考尔上述论述“绝对正确”，同时给中国“扣高帽”。“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坎贝尔随即表态说，“坦率地说，与中国面临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都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继续声称：“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挑战，存在于全球南方，存在于技术领域。我们需要全面加强我们的行动。”他强调了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友“联合抗华”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他主张政府和国会应为相关领域创造激励措施，同时阻止一些关键能力进入与美国“激烈竞争的国家”。谈及军事竞争时，坎贝尔称，两党需要保持对中国的关注，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和美国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他说，“这是一个海军时代”，提高美国军舰的生产速度应该是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坎贝尔为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成员国间技术转让的逐案审查规定作辩护，同时提到了印度和其他地区国家就加强印度洋安全合作进行讨论的计划。据他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六（21日）的四边安全对话（美日澳印）峰会发表涉及“追踪非法捕鱼船队”的“重大声明”。坎贝尔声称，对美国来说，“中国威胁已经超越冷战”在同日举行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两党议员更进一步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敦促国会和联邦政府增加国防预算、提高五角大楼的安全和采购效率，积极备战。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简·哈曼在会上表示：“我们一致认为，国防战略已经严重过时。”7月下旬，哈曼合著的一份报告警告说，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来应对来自中俄等国家的威胁。报告还呼吁彻底改革僵化的美国工业基础，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采取“全政府”的跨部门防御策略。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埃里克·埃德尔曼宣称，“近期确实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很难想象这不会是一场全球战争”。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输掉这样的冲突”。《南华早报》提到，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增加国防开支，称国防开支在GDP中的占比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国会内部对此存在分歧，不少议员认为增加支出并不能解决国防系统中的许多低效率问题。近年来，美国在炒作“中国威胁”时的调门不断升高，一些美国官员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对抗中国的同时，开始重提“冷战”论调。对此，中方已经坚定表明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指出，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不搞地缘争夺，无意挑战威胁任何国家。亚太和平合作、稳定繁荣的局面，得益于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亚太不欢迎冷战思维、阵营对抗。毛宁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抱持冷战思维、搞小集团政治的作法，坚决反对制造和激化矛盾、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美国空军部长宣称：中国现在就是威胁 须为冲突做准备根据美国国防部于当地时间9月16日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当天在美国空军和太空军协会举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及所谓中国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声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不在未来，而是现在”。“15年来，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军事的发展。中国不是未来的威胁，中国如今是一个威胁。”他炒作渲染称，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能力、作战概念和组织，这些都是专门用于击败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包括针对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等陆地和海上资产的武器。“此外，中国继续扩大其核力量及其在网络空间的作战能力。我们可以预期，所有这些趋势都将持续下去。”肯德尔声称，过去15年访问“印太地区”时，他就看到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意图的担忧，甚至是警告。他炒作声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解放军正为“攻台”和“锁台”进行着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演习。“我并不是说太平洋战争近在眼前或不可避免。不是的。”肯德尔接着说：“但我要说的是，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并将继续增加。”新闻稿称，演讲中，肯德尔高调喊话，美国必须为未来潜在的冲突做好准备，然后他列举了空军和太空军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方式，包括一项实现作战紧迫性的大规模现代化计划。“为了防止冲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了在冲突中获胜，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当天发表演讲 美国国防部网站讲话中，肯德尔还谈及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最新局势。在谈到目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时，肯德尔声称，伊朗今年4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空军和太空部队提供的防御。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努力，在限制冲突规模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是美国军队，包括重要的，是美国空军在整个地区的存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在谈到俄乌冲突时，肯德尔声称，无论冲突是否、何时以及如何结束，俄罗斯仍将是该地区的威胁。“随着俄罗斯将因多年的冲突而削弱，而北约将变得更加有韧性。”肯德尔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已经变得更强大，许多北约国家都达到了其国防开支占GDP百分比的目标。“我们还在加深与欧洲传统盟友的伙伴关系。”他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即各盟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分担将挪威的联合攻击导弹整合到F-35战斗机上的费用。“这将大大提高我们与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伙伴的海上打击能力，这是从设计上和行动上来得以实现的。”近年来，五角大楼持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试图借此争取国防预算。今年4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举行小组会议上，肯德尔出席并继续这样的陈词滥调，声称美国“没时间了”，因为中国军事能力迅速发展，而美国军事计划因预算延误而面临滞后。“现代化的时间和速度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了。”肯德尔称，中美“正争夺军事技术优势”，中国空军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现代化，对美国构成“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但美国却在更新武器方面成本过高、预算不足。此前，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曾驳斥美空军部长称，美方以所谓他国威胁为借口扩张自身军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众所周知，美国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研发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组织军事攻防演习和技术实验，甚至恶意跟踪并危险抵近别国航天器，制造太空物体碰撞风险，已成为太空军事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和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军备竞赛，积极在太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停止散播虚假不实言论，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行为，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防止对全球战略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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