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不再罕见，“三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情况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是将城市修得固若金汤，还是选择游刃有余？考虑到成本问题，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魏科的见解是后者。

　　沙特媒体报道，有超过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在线或者到现场的方式与会。对中国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听取各方意见的机会。

　　台湾TVBS新闻网报道称，赖士葆表示，上一次祥丰营区弹药库发生120迫击炮弹爆炸意外，距离民宅那么近，到现在为止台军方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现在又发生爆炸意外，台防务部门管理“太有问题了吧！”赖士葆说。

　　但家长们心态矛盾。一方面，他们知道近三年德胜的调剂出区是在入学高峰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另一方面，相较金融街、月坛等学区，市场默认德胜是政策瞄准的“出头鸟”。即便孩子入学时，学位不再紧张，可只要抑制学区房的政策基调还在，选择德胜学区房就依然有不可知的风险。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倪俊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