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主动权益持有期基金遇冷，公募加强逆周期布局

　　中国基金报 记者  李树超

　　近年来高歌猛进的持有期基金，在今年权益市场回调下，新发产品数量和规模双双跌入冰点，但在基金管理人逆周期布局下，部分产品依然有不错的发行成绩。

　　业内人士表示，持有期基金有利于基金经理专注投资布局，提升投资效率，也有利于培养基民长期理性投资习惯，依然有较大价值。他们提倡基金管理人抓住逆周期布局机会，优化投资组合，待市场反弹时获取超额收益。

　　基金管理人逆周期布局

　　尽管新基金发行连续三年下台阶，但还是有主动权益持有期基金逆势成立，部分基金管理人积极尝试逆周期布局。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1日，今年以来已有摩根悦享回报6个月持有发行规模超过11亿元，博时稳合一年持有、万家惠诚回报平衡一年持有也分别有6.09亿元、4.53亿元的发行规模。

　　万家基金表示，市场低迷期，权益投资赚钱效应不足，持有人风险偏好降低，对权益类基金普遍呈抵触情绪，致使主动权益持有期基金发行遭遇寒潮。万家基金将持续坚定逆周期布局，维护市场稳定，引导投资者长期投资。

　　该机构表示，一方面会持续加强专业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牢固树立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营销理念，将与银行、券商、互联网平台等基金销售机构携手努力，共同强化逆周期布局机制，共筑基金销售健康生态。

　　沪上一家中型基 金公司也表示，主动权益持有期产品对于普通投资者依然具有较大价值。持有期产品的初衷，一方面是减少投资者不必要的短期情绪化交易，避免追涨杀跌；另一方面是减少基金经理为应对赎回而被动进行的交易。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持有期产品在这两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根本性改变，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风格和文化依然是值得倡导的。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基金分析师汪璐表示，近年来在权益市场行情不佳的背景下，新发基金市场整体呈现权益基金募集不理想、债券基金募集较佳的特点，体现出投资者对权益市场仍缺乏信心。

　　汪璐建议，基金管理人应抓住逆周期布局机会，例如发行发起式基金，在市场低估时增加权益资产的配置，利用市场低迷时期的估值优势，待市场反弹时获取超额收益；同时，也应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优化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

　　她认为，短期来看，市场信心的修复还需要基本面的反复确认，投资者可以持续关注有利于活跃资本市场的相关政策、适时入市。长期来看，公募基金作为普通大众投资者的最佳投资工具之一，随着中国经济走稳和A股市场基础夯实，基金市场有望赢得更多投资人的信任，建议投资者以长期视角和配置理念看待基金市场投资机会。

　　主动权益持有期基金发行遇冷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1日，今年以来新成立的主动权益类持有期基金数量达到20只，在新发基金中占比2.37%；募集总规模达到53.81亿元，在新发基金中规模占比0.65%，几乎回落到2019年的主动权益持有期基金“发展元年”。

　　而从历史数据看，新发主动权益类持有期基金在2021年牛市高位曾出现“高光时刻”，当年新发数量364只，占比18%；发行规模超过7300亿元，规模占比接近25%。

　　谈及今年持有期基金遇冷的现象，一家中型基金公司表示，一是因为过去几年权益市场长期承压，持有期权益类基金的投资体验不佳；二是在投资者风险偏好下台阶背景下，投资者的资金久期大幅缩短，投资长持有期产品意愿下降；三是投资者缺乏增量资金，且对持有期产品兴趣和配置意愿降低，也导致权益类持有期产品发行数量和规模下降。

　　“新发主动权益类持有期基金遇冷，反映当前基民对权益类资产的投资信心不足。”一位公募投研人士告诉记者，根本原因在于近年A股市场赚钱效应不及预期，基金收益率遭遇较大回撤，投资者情绪受到冲击。

　　在此背景下，业内人士建议从基金经理遴选、业绩考核、产品设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持有期权益类基金的机制。

　　上述沪上中型基金公司表示，A股市场周期变化的时间较长，因而主动权益产品的持有期通常也较长，在产品基金经理的遴选上，可以选择投资风格或能力圈与持有期更为匹配的基金经理，同时在投资风格和持仓集中度等基金管理方面进行一些适应性调整，例如全市场选股且布局均衡的基金可能更适合作为持有期产品，从而尽可能提升投资者在持有期内的投资体验。

　　上述公募投研人士表示，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在产品设计上，应设计不同期限的持有期基金产品，满足不同投资者对于不同流动性的需求；在业绩考核上，建立更加合理的业绩评价和考核机制，使投资策略与持有期限匹配，力争获得更稳健的长期收益；在产品销售上，发行时机更加审慎，避免在市场高位时无节制发行产品，并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在持有期做好投资陪伴，增强投资者持有信心。

责任编辑：常福强

贲万维（记者 竺冠宇）09月21日,�

贲万维（记者 张金善）09月21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出现在日本东京据当地时间9月19日《每日邮报》的消息称，坎耶·韦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一起出现在了日本东京，到一处商场内购物。现年29岁的比安卡延续了放飞自我的风格，她选择了一件肤色的吊带背心，而且面料还是薄纱的，即便如此她也选择了内搭空气。比安卡曾因为在洛杉矶穿透视上衣内搭空气，而惹上了可能被逮捕的风波，但这位澳大利亚建筑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坎耶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和妻子不同的是，现年47岁的坎耶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甚至连帽兜都是必不可少的，跟比安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一个很怕冷，而另一个则是非常怕热。从画面质量以及数量看，这次坎耶和比安卡的出镜，应该是真街拍，而不是像很多明星的那种刻意而为。也就是说，比安卡的放飞式穿搭，已经贯穿了她的日常生活。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父亲的身旁从另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坎耶和前妻金·卡戴珊的两个儿子，8岁的圣和4岁的赞美诗都跟随在了父亲的身旁，至于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则是没有看到踪影。英国报纸没有指出这次东京街拍的明确拍摄时间，只是说在本周的一天，这也不禁让人发出疑问，卡戴珊家的孩子到底去不去上学？金姐曾分享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就在洛杉矶时间17日，金姐曾分享过自己的四个孩子穿着校服的样子，并且解释说开学了。而此时东京的照片出现，还真是挺让人迷惑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完东京之后回到的洛杉矶，要么是没怎么上学就又飞东京了。金姐和姐妹合影孩子们经常被他们的父亲带走，倒也给了现年43岁的真人秀女星很多的自由，出席个名媛派对什么的，玩得也是不亦乐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