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走书原称“莲花文书”，又名“犁铧文书”，是浙江宁波地区汉族的地方戏曲之一，1956年被正式定名为“宁波走书”。20世纪30年代中期宁波走书已经相当盛行，到五六十年代曾广泛流行于宁波、舟山、台州和杭州等地。宁波走书的唱词用宁波方言，有说有唱，说唱并重，辅以形体动作，表演富有生活气息，在乡村深受欢迎，有“文书唱华堂，走书唱农庄”的说法。2008年6月，“宁波走书”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宁波走书大约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艺人所传，“宁波走书”最早是由上虞流传而来的，起初，是佃工在农作闲暇时你唱我合、自误自乐、消除疲劳的民间小曲，后来，经艺人加工整理，逐渐发展成为有故事情节、内涵的说唱片段。在夏夜纳凉和农冬闲暇之时，几个人凑拢在一起，在晒谷场、堂前等地演唱。一部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趁逢年过节的机会，外出演唱，赚得一些“外快”补贴家用。后来，这种说唱的方式又流传到余姚。到了光绪年间，这种说唱的方式在余姚的农村已经非常流行了。余姚当地人在农闲时，成立了一个叫“杭余社”的组织，经常交流演唱经验，研究曲艺书目。社中有位许生传先生，吸收了绍兴莲花落的曲调，用月琴伴奏，自弹自唱，很受大家欢迎。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艺人也都采用各种乐器伴奏，又从四明南词、宁波滩簧、地方小调中引进部分曲调加以吸收利用，表演形式由原来的坐唱，发展到台前的走唱。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宁波走书已遍及奉化、鄞州、江东诸县、区，影响范围扩大到东涉舟山，南至台州，演唱的书目日渐正规，内容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出现了《四香缘》《玉连环》《双珠凤》《合同纸》以及《红袍》《绿袍》等长篇走书，宁波走书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宁波走书的表演形式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最早的时候是由一个人自拉自唱的“坐唱”；而后演变为演员坐在桌子后面，配有简单的伴奏，伴奏者坐在桌子旁，演员在桌后进行表演，但是演员表演的动作幅度较小，所以被称为“里走书”；再后来，表演者和伴奏者分坐于桌子两旁，演员在台上有了较大的空间用作表演，又被称为“外走书”。当时，鄞西谢宝初的表演，城里段德生的唱腔，慈北毛全福的武功，各有千秋，名噪一时，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至解放初期，宁波走书已经从“坐唱”发展到“走唱”，演员分口饰角色（一人多角，以语气、声调区分角色），而表演者在台上的动作幅度也有了很大改变，“走书”之名也由此得来。宁波走书的表演形式中，一般男演员穿长衫，女演员穿旗袍。演出时，演员在敲三下醒木后，开唱“四平调”四句，起静场的作用。演员在表演中“说、表、唱、噱、演”相结合，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于一身，分口饰角色，借语言、动作区别来扮演各种人物，以喜、怒、哀、乐表现情态。乐队除伴奏外，还要和唱，以渲染气氛。收场前演员（艺人）在故事的生死安危关头做“书关子”，道一句“欲知下回如何，明日趁早”，以吸引观众。新中国成立后，宁波走书得到了多次改革和创新，在表演方面从单一的单档发展到双档，乃至男女双档，伴奏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据奉化市曲艺家协会主席朱玉兰（宁波走书奉化传承人之一，擅长长篇走书）介绍，宁波走书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唱腔铿锵有力。宁波走书韵味清晰，节奏感强。二是表演形式简单易懂。一块醒木、一张手帕、一折纸扇就是道具。纸扇一般男角色使用，而手帕多用于女角色。三是不受表演场地的限制。宁波走书分“内走书”和“外走书”两种，因场地大小而得名。场地小可用“内走书”表演，场地宽敞可以用“外走书”表演，不像做戏，需要很大的舞台。四是表演艺术形式齐全，生动形象。走书中的人物角色最多只有两个人来表演，演员通过塑造差异化的角色特征来区分人物，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单人表演时常常需要反串。五是语言丰富。宁波走书的语言以地方方言为主，也会根据剧情需要运用其他方言说唱，颇具真实感。宁波走书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城乡百姓的眼球，这是它拥有广阔市场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更加迫切，这给宁波走书带来了新的生机。进入21世纪，奉化、鄞州、宁波等地加强了对宁波走书的保护和创新，宁波走书的表演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市场。2002年初，奉化市曲协开设宁波走书培训班，先后在尚田中心小学、长汀小学等学校挑选了50多名学生进行培养。2003年，宁波市曲协完成了《宁波传统曲艺精选》的集稿工作，搜集了许多经典走书作品。奉化市自2008年起，连续三年邀请奉化的宁波走书传人参加电视台的书场录像，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好的收视率。同时，鄞州区组织了“文化进百村”曲艺展演，展演节目全部为宁波走书表演，让群众过足了走书瘾。众多的举措给宁波走书的传承和振兴带来了希望，传统的宁波走书有望在创新中再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