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 题：为何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作者 刘文文 尹倩芸 王梦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也从不到300美元提升到超过12000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中共十八大以来，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诸多奇迹。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一些国家深陷治理危机，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为何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最新著作《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到，西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可持续崛起的反差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恐惧。在同一波全球化过程中，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中国制度令人“恐惧”吗？

　　郑永年：这主要在于西方自身存在的治理问题，也就是其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全球化导致了资本、技术、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相对自由流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从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极少数国民收获了全球化的绝大多数好处，大量的中产阶层没有从中获益。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一直萎缩，占比从原先的65%降低到现在的50%左右。

　　实际上，全球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但我们的制度有自身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40年促成8亿多人口脱贫，迄今为止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全球化对我们的收入差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我们通过制度优势、精准扶贫，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国是少数几个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时实现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之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可持续的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中国同时实现了这三方面的进步，并将此扩展到国际层面，所以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产生“恐惧感”。公平地说，西方的经济、科技还在发展，但由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问题到今天仍未解决。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为何站不住脚？

　　郑永年：近代以来，各国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都承担某一种经济发展的功能，只是干预程度不同。事实上，美国也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1945-1970年的凯恩斯主义就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现在的拜登政府也在干预经济。相比美国而言，中国多了一个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国有企业。美国虽没有国企，但也通过军工系统来执行其产业政策。

　　西方一些人将中国简单地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因而把中国看成威胁，在这里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是列宁提出的，主要指计划经济，只存在国有资本。但中国除了国有资本外，还有为国家贡献了56789(即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的民营企业。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混合经济，中国文明很早就把私有制跟公有制结合起来。比如古代的井田制，以九百亩为一“井”，将其平均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就是将私有和公有混合在一起。

　　中新社记者：您在新书中提到，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分离不同，在中国，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中国提供了怎样的“另一种制度选择”？

　　郑永年：在西方，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发展，经济逐渐从社会的诸领域中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反对政府干预。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而在东亚文明中，不论中国、韩国或新加坡，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从中国历史上看，国家一直肩负着管理经济的责任，大禹治水的典故、从古至今流淌的大运河以及如今的高铁“名片”都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中国快速崛起、中国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等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有效性。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面临资本坐大、政府跟市场失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也在反思自己的制度，“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尽管仍在资本主义的范畴里，但更多地强调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保护弱势群体，保护中产阶层。美国市场的民间也在呼吁政府发挥作用。

　　如今，围绕中国政府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叙述中国的经济制度，阐明存在“另一种制度选择”，并非要取代西方的体制，而是为世界多提供一个参考体系。

　　中新社记者：自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接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如何理解“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和“世界问题中国方案”这两句话？

　　郑永年：这个问题是永恒的，自近代中国开始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发生关系以来，“中国问题世界方案”“世界问题中国方案”就都存在着。

　　清王朝灭亡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曾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总统制、议会制，在多次失败后重新寻找学习榜样。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以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又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中国在向世界寻找方案。

　　中国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了中国问题世界方案的路，随着近些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世界问题中国方案逐渐成为新的趋势。比如消除贫困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方案；此外还有“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方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问题世界方案”中，中国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而是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同样，在“世界问题中国方案”里，中国也不是把自己的方案、逻辑、制度强加给他国，而是提供一种选择。

　　这与中国文明的特质有关。中国文明是包容一切的世俗文明，讲究和而不同。同时中国文明也具有“一贯性 ”，能够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们变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完)

　　受访者简介：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专著10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