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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把台湾当成“过时装备处理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最近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则消息，依然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岛内网民直言“这就是垃圾！”。图为台媒报道截图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2日宣布，通过对美国“总统提取权”交付台湾的军备进行评估后发现，美国防部运交的这些装备中包括大批潮湿发霉的防弹衣、过期的弹药，就连美军自己都建议“不要使用”。美方报告批评称，“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台湾对美国作为可靠援助来源的信心。”所谓“总统提取权”是一种快速军援授权，美方可以由此快速从美军现有库存调拨武器或辅助装备运往台湾。报道称，2023年7月，白宫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价值3.45亿美元（约新台币111亿元）军援。但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美国防部依据“总统提取权”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交付台湾的项目，未有效地实施问责制和质量管控。其中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隶属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图为报告截图2023年12月，台湾收到的120个美国军援货运托盘中，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防弹装甲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台湾当局花数周时间，才将潮湿发霉的装备拆装、风干和盘点。但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直言“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国防部”还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抱怨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其中包括1983年生产的270万发子弹，早已经过期。美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警告称：“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也承认，这确实让台湾方面感到美军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其实美军此举不是“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而根本就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例如台军拥有完整的子弹生产能力，并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子弹——相反的是，21世纪初，美国还在大规模从台湾进口5.56、7.62和12.7毫米等三种口径的子弹。因此美军如今反过来向台湾提供1983年生产的过期子弹，这难道不就是在清理不要的库存吗？“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美方援助的个人装备，台军方也认为“有些状况”，因此通常都是先存在库房，列为动员装备，没有发给野战部队。“如今美国援助的装备变成换个地方继续囤，坦白讲也没有太大意义。”讽刺的是，从民进党当局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之前对美方通过“总统提取权”援助台湾的这些物资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图为F-16V资料图例如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台空军司令部13日承认，“因国际局势剧烈变动，造成部分供货商交货延迟、美方组装进度调整等复合影响”，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交付。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湾原先被迫接收滞销品，如今连垃圾都来了。” “身处战乱中、全球到处请求援助的乌克兰，在收到不合用的军援时都会在国际上公开抱怨，而台湾当局接收美国垃圾后，连说的勇气都没有”。来源 | 枢密院十号

（原标题：大学生组团陪爬 月入合计一万五）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原标题：乌：将“通过相关国家”向俄提交和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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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湖南纪检监察机关公布了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查处结果，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对其中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棚户区改造本该是圆安居梦的民心工程，为何最终却损害了群众利益？“新华视点”记者在洞口县采访发现，当地政府申报项目时“求显绩”“拍脑门”，实施项目时弄虚作假、失察失管。目前洞口县已开展整改，湖南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5年间棚改资金被多名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合谋挪用湖南省有关部门调查发现，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图为2015年湖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信息备案表（来自湖南省住建厅官网）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原县长周乐彬等14名公职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以来，有群众持续举报，洞口县多个棚改项目存在实施项目擅自搞变通、部分资金被骗取挪用等问题。记者在洞口县采访发现，当地部分棚改项目实施各环节中存在多重问题。——擅自变更项目实施方式，偏离棚改初衷。据了解，当地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10个棚改项目，普遍存在擅自变更实施方式的问题。原本的安置房建设和货币补偿，在实际操作中被改为环境综合整治。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多名住户反映，沿街一些木房破旧，并未得到修缮。棚改项目范围内一些群众反映，翻新自家老屋时，也未得到棚改资金补助。记者核查相关资料发现，2015年至2016年，洞口县未走审批备案程序，擅自将10个棚改项目5079户中的2077户安置房安置、1296户货币安置调整为环境综合整治，将项目资金投入棚户区道路、路灯、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修建。当地官员对记者回应，在实际操作中因县财政无法配套落地资金，被改为环境综合整治。以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原计划改造1500户，其中300户货币安置，1200户建设安置房。然而，按照当时的拆迁补偿标准和建设费用，县财政需配套资金超1亿元，地方财力难以承担，最终变成搞变通、打折扣。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一处老旧木房 新华社记者丁春雨　摄——资金使用不规范，存在挪用和违规出借。当地在棚改项目资金使用上，存在改变用途、挪用甚至违规出借等问题。原洞口县房产局利用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中央预算内配套基础设施资金共1270.5万元，修建了150套棚改安置房。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些安置房并未用于安置棚改户，而是作为公租房对外出租。——项目管理不规范，缺乏透明度和监管。除实施环节外，当地棚改项目申报、验收等环节也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记者核查相关资料发现，部分项目存在申报资料缺失、未按程序报建违规开工、验收记录与检测资料不全等问题，施工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决策“拍脑门”、实施“搞虚假”、验收“开绿灯”记者采访发现，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背后，是当地在决策时“拍脑门”、实施中“搞虚假”、验收上“开绿灯”，把民生资金当作“唐僧肉”。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以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中央、省级专项补助资金为1245.6万元，但县财政需要配套资金超1亿元。而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10个棚改项目，到位的中央、省级棚改专项补助资金为8249.6万元，当地所需的配套资金数额更大。明知有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什么仍要“打肿脸充胖子”？一些干部对记者坦言，棚改项目申报时，各县相互攀比项目数量和金额，没有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没有切实开展必要性调查，导致一些本不需要棚改的区域也被纳入进来，“别人都报了，不申报就落后了”。申报项目时“求显绩”、决策“拍脑门”，实施项目时则大搞虚假操作。经查实，棚改项目实施过程中，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而主管部门在验收项目时“搞变通”“开绿灯”，导致一些明显不切实际的“问题项目”获得通过。与此同时，虚假项目工程在几乎“封闭”的环境下运行。记者在洞口县走访看到，多数项目现场没有棚户区改造项目公示牌，居民对项目内容和进展一无所知。一些棚改区域内的居民反映，不清楚棚户区范围在哪里，也未见到实际的住房改造。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一条街巷 新华社记者丁春雨　摄地方开展整改，民生项目要让群众参与记者了解到，3月19日以来，洞口县委、县政府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洞口县棚改项目核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2010年以来的97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分三批开展全面核查整改，共发现各类问题633个。截至9月10日，已整改到位各类问题620个，未整改到位的13个问题主要涉及规划调整、土地审批和追责挽损工作，正在走司法程序。据了解，湖南省在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同时，由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整治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加强线索处置，深挖彻查背后贪腐问题和失职渎职问题。截至8月底，全省起底相关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受访干部建议，基层在申报、落实惠民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蛮干硬干，需要引入群众参与机制，确保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避免暗箱操作。重大民生项目应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入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应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的责任追究机制，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网友认为物业在模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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